建设新型智库是一项系统工程

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智库在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基本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部门直属的智库参与决策的程度可能高一些，但独立研究的程度则相对要低一些），这种“需求”严重不足的供求关系是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是我国第一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作出具体的指导。该意见蕴含深刻的改革理念，其指导意义绝不限于狭义的“智库建设”，而关乎决策机制的革故鼎新。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作出这样具体的指导。该意见蕴含深刻的改革理念，其指导意义绝不限于狭义的“智库建设”，而关乎决策机制的革故鼎新。

智库的存在是因为决策的需要，因而智库的发展取决于决策部门对其研究成果的需求。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智库1800余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其中350家集中在华盛顿，而且主要集中在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四周的地段。单从这一布局态势看，美国智库与政府决策的紧密关系就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智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现已达到426家，排名世界第二，与我国经济规模的成长尚成正比。但就影响力而言，在全球顶级智库中，中国智库最好的排名是第20位。无论从排名还是数量的角度来看，这都与我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智库在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基本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部门直属的智库参与决策的程度可能高一些，但独立研究的程度则相对要低一些），这种“需求”严重不足的供求关系是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为什么可有可无？一是各决策部门认为自己是相关领域的主管单位，掌握着最全面的决策信息（包括政策和数据），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智库不可能提出更高明的主张。二是沿传至今的决策程序基本是由主管部门就某一事项拟一份报告，送呈领导批复。批复同意了，决策就形成了。这样的报告都是以陈述决策方案的利好为主，而对存在的风险和弊端或省或略，不利于领导全面了解与该项决策有关的信息，可选择的余地也很小。三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给“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不负责任决策留下了生存空间。近年来，国内不少大型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投资范围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但是很少有企业事前委托智库进行课题研究，哪怕只是了解一下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经济走势及存在的风险。事后也很少有企业愿意提供具体信息数据，供智库研究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海外投资的效益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在发达国家，大企业对智库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政府部门，而且是智库经费的主要捐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