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代表关心啥：从立法层面解决“同命不同价”问题

要保障农民工讨薪的后顾之忧、同命不同价必须从立法层面解决、要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基层人大代表从群众的生活中走过来，与群众联系更为密切，一直以来，他们关注的焦点与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那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广大的基层代表都关心哪些问题？他们有些什么议案或建议？3月3日，人民网记者走访安徽代表团，采访了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代表，听听他们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刘丽

全国人大代表刘丽：用人单位应赔付农民工讨薪期的工资

来自安徽颍上县的刘丽曾经是一名打工仔，在厦门做洗脚妹期间，她曾省吃俭用将积攒的钱用来捐资助学，帮助很多孩子圆了读书梦，因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褒扬，她被誉为“最美洗脚妹”，并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自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曾经作为打工仔的刘丽一直把目光放在农民工身上，今年自然不会例外，她的议案主要关注的就是农民工讨薪问题。

“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近年来有所好转，但是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年底，经常集中爆发。”刘丽说，对于一年到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工资是他们的辛苦钱，对他与家庭来说十分重要，如果被拖欠，会对其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

近些年来，因讨薪引发的跳楼、堵路等过激行为和群体事件在各地均有发生，已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刘丽认为要遏制欠薪高发态势，就必须提高欠薪成本，降低讨薪成本。

刘丽在议案中提到，劳动者去走仲裁程序，即便胜诉了，用人单位明知理亏还要起诉上诉，终审后也不执行，穷尽所有程序，都是非常普遍的。打官司的时间和成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者承担，是不公平的。用人单位不管拖多久，最后败诉也只是承担其本来就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劳动者维权期间无法正常就业，也不能离开案发地，这些成本用人单位也不会赔付。

“劳动合同法虽然有加付赔偿金的规定，但是设定了需要人社部门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的前置条件。如果劳动者直接走劳动仲裁就拿不到加付赔偿金。”刘丽说，维权成本过高容易导致上访，甚至抱怨社会，影响社会稳定。

刘丽建议，只有让败诉的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才能引导劳动者自愿去仲裁，也才能引导用人单位主动去承担法定义务，放弃滥用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