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三大新增长点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很重要，但是除了对地方党政干部讲八项规定之外，还要有正向激励，应该谁干得好就奖励谁。对于党政部门来说，不能认为提拔干部就是激励。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够的，因为概率太小，所以激励太小。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发力，因此也不愿意发力，担心发错力出现腐败和违规。据了解，国家希望尽快启动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划的大型投资项目，但是地方政府承担不下来，不知道怎么配套。过去，地方政府是搞配套的，比如可以今天跟水利部门配套搞水利，明天跟铁道公司配套修高铁，钱可以东挪西挪，现在情况和要求不一样了，所以问题也就来了。

开栏的话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热词。但是，新常态的内涵、特征是什么？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等等，仍需要深入研究和观察。本刊从即日起开辟“深入认识新常态”栏目，约请权威专家学者进行解答，以期深化对新常态的理解和认识。敬请关注。

——编者

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如何转换？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改哪些方面？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转换，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在向好发展，这种发展趋势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拐点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已经出现，而且这种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国经济潜在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目前之所以出现短期增长速度下降，其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基于此，我的推论是，在短期内某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目的是为了催生经济的新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让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10年开始往上走，从35%上升到2014年的36.2%。但事实上，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去年已经达到44.5%。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国家统计局测算居民消费越来越低估。国家统计局的测算依靠的是入户调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无法得到中高收入家庭的广泛合作。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在上升，同时进口量也开始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在下降。因此可以看到，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贸易顺差下降，消费比重上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劳动收入比重上升跟消费是一致的，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收入来源是靠劳动，靠分红、利润赚钱的人毕竟是少数。劳动收入比重上升还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力市场逆转带来的。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开始同步。此前，农村居民收入基本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到了2010年这种状况出现了逆转，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系列正向上去的发展趋势，都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这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发力了，我们要呵护这个趋势。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仍能达到7%以上的增长速度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认识，目前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台阶，也应该下台阶。其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消费、投资、出口、生产等几驾马车要同步降温，多只“靴子”都要落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生产能力这只“靴子”还没有落地，所以经济增长速度还在下降。

我的观点与这种主流观点不同。第一，中国经济在中短期内（也就是从现在到未来五六年）的制约因素是在需求一侧。当前，国内每一个产业基本上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所以，劳动力增长放缓并不是制约中国经济中短期放缓的主要因素。第二，不能只看劳动力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论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我们有一大批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的蓝领工人。举个例子，印度文盲率是30%，妇女文盲率60%，非常高。而且印度的文盲定义跟中国不一样，不能签出自己的名字才叫文盲。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一下飞机就遇到一个东北人，他说是来修路的。为什么中国工人搞到印度去修路，明明印度工人工资更低。印度工人虽然工资低，但是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两小时。

关于人均GDP，我认为不能简单算一个绝对值就下定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更多地取决于这个经济体与领先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追的是移动的“靶子”。美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国家的领跑者，人均GDP达5万多美元。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的标杆，它的商业模式，它的技术，都是中国不断学习的对象。目前，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11000美元不是拐点，只有等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那个时候的人均GDP才是拐点。

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与前沿国家人均GDP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算，2014年中国是美国的19%，要比较东亚国家和其他赶超国家人均GDP是美国19%时候的状况，而不是简单按照11000美元来计算。二是要考虑人口、文化、制度等禀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素质，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中国的人口素质比较高，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谨慎，财政整体上看基本上有盈余，储蓄率比较高，人民注重教育，同时经济开放度非常高，这样的经济体是具有赶超能力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这三个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美国19%水平之后的下一个5年，都明显超过了7%。再通过和拉丁美洲国家比较，即使是最悲观的情况，2050年中国也应该达到美国的37%。基于以上的分析，我的判断是从现在开始到2022年，中国经济还是能够达到7%以上增长速度。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