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共产国际（2） −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 − 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 − 重大事件专题 − 专题 − 宣讲家网

摘要：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象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在李大钊寻求同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在设法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开始在中国“访贤”。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

1924年7月1日共产国际五大第21、22次会议上讨论了曼努意斯基的报告。在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化名琴华）没有被安排作大会发言，而只作了书面发言。会议执行主席盖什克说“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曾想作报告，但是他不能报告。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1924年7月11日李大钊的发言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发表于《真理报》上。李大钊没有直接回答曼努意斯基的批评，他的发言宗旨是防止国共合作问题上右的和“左”的片面性，发言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李大钊说：“我们在国民党中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因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派而极为困难，但是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以便把它培养成革命先锋队。”（23）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李大钊继续留在共产国际，他多次发表谈话，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24年9月13日，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琴华同志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说：“南方孙中山的政策至今还不够明确。他本人尚未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最近发生的事件彻底暴露了外国资本的全部阴谋，而且必定会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踏实牢固的基础。”1924年9月22日，他发表了《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要求世界无产阶级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1924年10月，他又发表了《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谈话，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已经开始懂得谁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他们懂得，为了世界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要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24）不久，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开始了，急需李大钊回国做大量的工作，因此，李大钊只好改变了在苏联多走走、看看的计划，离开了十月革命的发源地。

五、李大钊参与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李大钊的被捕与牺牲

李大钊、加拉罕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是从援助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开始的。加拉罕是以苏联方面的大使身份出现的，李大钊则以胡景翼将军的军官代表团成员身份出现。1924年12月底，胡景翼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加拉罕谈判。苏联大使馆武官格克尔写道：“今年（1924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问题……他们打算请求我们给军队提供教育。”（25）李大钊参加胡景翼的军官代表团有力地推动了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据屈武回忆，李大钊到达开封的时间为1924年12月27或28。日。胡景翼一见李大钊非常高兴。李大钊在开封住了6、7天，与胡景翼进行了多次会谈（26）。4月份胡景翼去世，继胡之后，冯玉祥提出了援助他的要求。

1925年4月至6月正当五卅运动处于高潮时期，李大钊和加拉罕、鲍罗廷共同从事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在冯玉祥同加拉罕、鲍罗廷谈判中，李大钊又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军一军代表团。1925年5月初，一个庞大的苏联顾问组来到了张家口，到国民军第一军工作。顾问组的负责人是红军的一个有能力的指挥员、军长维托夫特·卡季米罗维奇·普特纳（普特纳中文名任德江）（27）。顾问组到张家口后，李大钊便以国民党员身份向顾问组提出建议，共同劝说指挥部，使冯玉祥确信在军队里应进行政治工作。李大钊建议，俱乐部应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孙文主义小组，并提出成立10个俱乐部。冯玉祥经过犹豫之后，批准了李大钊的建议，但提出在初期只成立两个俱乐部，并委托李大钊、徐谦领导政治工作。不久，冯玉祥下野，三一八惨案发生。接着，张作霖军队在涅恰耶夫白军和吴佩孚军的支持下，进攻北京，国民军被迫放弃北京、天津。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前，加拉罕便遭到了张作霖的驱逐。同时，反动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1926年3月19日《临时执政令》说：“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要求全国“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并提出北京内外要“一体严拿，尽法惩办”（28）。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他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革命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这种隐蔽生活长达一年之久。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6天，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张作霖搜抄了苏联驻华使馆。张作霖此举的实质是查抄苏联大使馆档案，寻找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证据，从而把苏联支持中国革命活动污蔑为“阴谋”、“颠覆”，同时从苏联大使馆逮捕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当即被捕。李大钊被捕后遭受严刑逼供，但他英勇不屈。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壮烈牺牲。

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英勇牺牲后，苏联、共产国际对此十分重视。苏联《真理报》于1927年5月1日发表《被杀害的英雄》一文。文章指出：在监狱里杀害战士、学者和人道主义者李大钊及其许多同志的真正罪魁，与其说是奉天傀儡，不如说是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分子。”1927年5月8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著文《悼李大钊同志》。1927年5月10日，共产国际专门发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若干中国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抗议书》，抗议“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中国的血腥的刽子手”残酷杀害中国共产党奠基人的暴行。

上面的事实使我们看出：第一，李大钊所处的时代是共产国际建立和发展的时代，共产国际是兴盛的，它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历史功绩。第二，与共产国际密切联系，是李大钊一生中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大钊赞助俄国革命、走俄国革命道路、建党、与共产国际使者协同工作、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同孙中山建立统一战线、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密切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李大钊一生中所从事的重要事业。第三，李大钊同共产国际密切联系，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努力推动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使苏联、共产国际在东方找到了朋友和支持力量，所以，这对于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支持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作用。第四，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所从事的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李大钊在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关系方面，也有遵从得过多，分析得不够的缺点。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595页；第600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74、575页。

④ 原载1919年1月24日苏联《真理报》。

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621、第625页．

⑥ 佩尔西茨：《旅俄的东方国际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1918年―1920年7月）》，《共产国际与东方》第64页―65页。

⑦ 缪勒尔：《在革命烈火中》第144一145页，伊尔库茨克，1957年版。

⑧ 《李大钊传》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中的苏联远东外交委员会抄送苏联第一次对华友好宣言译电。

⑩ 《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载1920年5月1日《新青年》。

⑾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77页。

⑿ 《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1918年8月1日，见1919年3月9日苏俄《消息报》。

⒀ V．A．亚克扬托夫：《俄国和苏联在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