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亚投行”的时代意义（5）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时又出现了谁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9]有着深痛教训的美国金融财团卯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他们从金融即他们的长项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造成国家资金短缺形势，迫使美国政府向他们借钱。借钱可以，但条件是国家要改革国家金融垄断体制，理由是政府“监管不力”才造成“危机”。金融管理经验远不及老牌欧洲的美国政治家远不是被欧洲人赶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对手，更并没有将金融提高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比如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20]也试图通过提高国家对金融监管能力将金融监管权力收到国家手中，但最后他们及其努力多为美国金融集团干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资”）和随后的放权，最终华尔街将原来由国家掌握的银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银行客户”。结果，巴黎公社放弃银行的监管权所造成的亡国恶果，一百年后不幸又在美国上演。美国民族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殖民地现象已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逆推。

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内部倒逼，是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点。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总之，极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21]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让人也会觉得很贴切。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2]

2011年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的伟大实践。

我们知道，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银行是一对国家必须依赖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支柱：银行好比是一个人的血液，实体经济是肾，有血可以强肾，有肾也可以生血。华尔街利用危机搞垮了美国国家银行后，立即向实体经济发难，利用手中的金融权力慢慢将美国的实体经济击垮。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23]。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4]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25]，其中与国民生活无关而华尔街石油集团需要的军工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26]。

马克思说：“荷兰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而在此前“旧式的高利贷者还在产业资本家面前占着优势，产业资本家为了夺得自己的地位，必须首先反对旧式的高利贷者”[27]。尼克松之前，美国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并且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国拒绝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实亡。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与国际石油挂钩，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双方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从此，美元的强弱始终影响着国际油价的走势。作为石油的定价货币，石油成为支撑美元的价值要素。之后开始炒作石油价格，利用各种方法让世界大量使用石油，并用美元结算。比如，美国向世界宣扬近乎极端的环保主义，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费（实则石油美元消费），让石油替代煤炭，这样美元便与海外石油挂钩，由此必然的逻辑就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从而实体经济相分离。美元不再依赖实体经济，从劳动形态上来说，美元背后的支撑也不再是民族劳动产品，与古罗马出现的情形一样，整个国民不再需要劳动，只要控制了石油生产国，就能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对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重点日益向中东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证石油以美元结算。此后，美国国民成了华尔街控制中东的炮灰，而美国政府也不得在华尔街设置的一次次“财政悬崖”中乖乖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