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我们寄希望于世界正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的建议”提案中，首次透露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

童增，一个1956年出生于重庆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1990年，他撰写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受到“两会”代表高度重视，并于1991年形成了“两会”多个提案，1992年贵州和安徽共计70名人大代表又提出了两个议案。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掀起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浪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童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原因是他“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这表明童增25年来历经艰辛、持之以恒地从事民间对日索赔义举，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复活倾向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其意义更是积极而重大的。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残杀中国人民的凶暴，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同胞遇害人数在30万人以上，早已为世界所确认；日本731部队把中国人民当作生物实验，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东北、上海、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安徽、海南等地都有被日寇大规模杀戮的“万人坑”。据公开资料，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人口的一半。日寇铁蹄所至，平民被杀光，房屋被烧光，妇女被糟蹋，7岁小孩和70多岁老太太都未能幸免，而且被轮奸后还剖腹致死……累累血债，笔笔俱在，难以抹掉。

按照国际《关于战争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对二战期间残杀世界人民并战败的法西斯国家提出战争索赔，是受害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是一桩正义的事业。战后，居住在以色列、德国等地的纳粹受害者先后有440万人向德国政府提出索赔。德国政府从1952年9月10日开始，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到2013年5月30日，已赔偿约700亿欧元，平均每年11多亿欧元。

早在1951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就在德国议会上郑重宣告：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据有关资料统计，德国从三个方面对“二战”中的受害国进行了赔偿：战争赔款约500亿欧元；付给受害者个人赔偿约700亿欧元；德国企业的赔偿约400亿欧元。

德国人的真诚认罪和赔款，赢得了受害国家的谅解，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美国前驻欧盟大使埃真斯特表示：“对于承担纳粹犯罪的责任、进行持续赔偿的德国政府的官员我们表示赞赏，这与日本（对于在“二战”时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问题所表现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二战”期间战败的日本法西斯，其政府对待受害者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自童增撰写“万言书”起，中国民间不断有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的要求，向日本法院提起相关诉讼超过30起，但均被以“诉讼时效已过”或“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款”等借口驳回。与此同时，他们变本加厉地加快了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步伐：无论对待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挑衅行径，还是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供奉的甲级战犯牌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等恶劣态度，都活脱脱地暴露了日本政府企图逃脱历史责任、挑战世界正义秩序、否认二战胜利果实的无赖嘴脸。

我们可以以德报怨，但这不并意味着过去可以一笔勾销。“偿命”可免，“还钱”这一条，日本政府是无论如何也赖不掉的。战败国向被侵略国及其受害群众提供赔偿，这是国际法公认的重要规则。诚然，中国政府出于谋求中日友好的极大真诚，放弃了政府向日本政府战争索赔，但区分对待国家战争赔偿和对受侵略国国民的受害赔偿，已经成了一种国际惯例，德国政府已经做出了鲜明的示范，日本政府岂能例外？

更何况，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索赔和谢罪的要求，既可以扩大日本人民的视野，让日本人民知道日本侵略战争的真相，知道他们的“皇军”竟然干了如此多的见不得人的事，所谓“武运长久”、“大东亚共荣”的真相；可以使日本人民懂得反对右翼势力和保卫和平之重要；也可以让日本好战分子有所清醒，认清“玩火者必自焚”的最终下场。

70年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的确给日本平民带来了灾难。日本年年纪念那个灾难的日子，呼吁禁止核武器，这无疑是应该的。可是他们在控诉原子弹灾难的时候，却很少告诉后代人是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才导致了日本遭受原子弹攻击；在讲述“瓜岛之战”，5000名日本兵喂了鳄鱼时极尽惨烈，却避开不谈那么多日本兵跑到东南亚干什么去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日本一些政客把广岛、长崎原子弹灾难的起因都忘了，中国开展民间索赔，无疑是给他们以当头棒喝，有助于让老鬼子们恢复记忆。正是源自这一要义，童增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更得到了一些日本正义之士的认可与支持，在日本律师的支持与帮助下，一批批中国受害者到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这些索赔官司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知道了日本右翼极力否认的那场侵华战争。可以说，童增的努力促成了两个积怨深厚的民族正视历史的契机，为使两国远离战争、促进和平作出了贡献，这也正好符合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的首要条件，即“促进民族间的团结”。

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公社遇害者的纪念墙上写下过这样的话语：“我们寄希望于未来是正义，不是复仇。” 尽管面对死硬、不认错的日本右翼分子，中国民间索赔之路阻力重重，但它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项正义事业，旨在向全世界庄严宣示：同日本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维护二战胜利果实，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理应得到世界人民的正义支持。而童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恰恰说明了正义的力量所在。德国有句谚语：“姑息不义，正义哭泣。” 正义是良心、是公理、是社会秩序，一个人、一个政府可以拒绝道歉，可以逃避赔款，但终究却逃避不了良心的责难，更阻挡不住公理的审判。我们呼吁正义，寄希望于世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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