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处理好几组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内部逻辑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现阶段各个领域发展现状的客观要求。为了使新常态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几组辩证关系。

一是新常态和旧常态的关系。按照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在经济起飞阶段，规模收益递增；当人均产值到达1万美元后，出现拐点，边际成本开始递增，规模收益开始递减。此时，就需要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具有新观念、新举措。按照运动学的原理，事物的发展都有惯性，旧的经济常态对新常态具有惯性的阻力，包括观念转换阻力、利益分配阻力、政绩考核阻力、矛盾风险阻力等，这要求我们对经济旧常态进行兴利除弊，转换思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各种考核方式。

二是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决定作用的关系。历史上，我国计划经济时间较长，政府干预较多。为了促进短期或局部的经济发展，经常出台一些所谓的鼓励政策、优先政策、刺激政策，有的本身是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甚至是畸形发展。在经济新常态时代，政府一定要正确审视自己地位和身份，不要伸手太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更科学、更持久。

三是短期经济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受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发展的旧常态奉从的是速度型、追赶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重视短期的经济目标，我国旧的经济常态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产能过剩、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递减、生态破坏等。由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近年来每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另外，人口指数增长，消费水平指数增长，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呈现指数增长趋势。经济发展应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发展循环经济，理性消费，提高经济发展的持久性和品位。

四是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的辩证关系。产业结构升级、科学技术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综合体制改革、科学系统管理，是新常态的主要动力机制。据统计，我国近年每年发表科研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成果转化率却只有25%，生产出最终产品的不到5%，科技进步贡献率不足30%。而在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可达40%～50%，科学技术贡献率高于70%。究其原因，在于产学研之间存在着“两张皮”现象。科研题目应该是从生产一线来，即由企业提出问题，企业和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一块研究解决；然后，研究成果及时用到生产线进行检验和运行。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高校积极探索产学研转型改革。另外，我国的科研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也需要进行改革。

五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研究表明，全球从1985年开始就出现生态赤字，并呈现近于线形增长的轨迹。因此，生态环境应该计入国民经济账户，即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运用SEEA方法对我国农村1991—1997年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表明，农村总产值、资产净产值、环境净产值分别从1993年、1992年、1994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迅速下降。因此，为实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我们就必须遵循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六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中国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追赶式经济增长使得我国目前生产严重过剩。近年来，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的利用率仅为72%~75%。这既是生产的盲目性和数量型所致，也是宏观调控不当、市场竞争的盲目性、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和创新不足的结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市场的主导和微观调控作用，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消费领域有很多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如过度消费、炫耀消费等，需尽快制订有关消费领域法律法规，调整税收政策进行规范，从生产领域和商品流通领域进行约束和管理。

七是新常态经济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辩证关系。“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古今传承、内外开放、海陆统筹、东西共济、虚实结合、中外共赢的特色。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要站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高度，理解、支持、发展、贯穿和传承经济新常态；谨慎投资、科技先行、科学管理；注重内涵、品质优先、稳扎稳打。

新常态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发展的整体，需要各个方面的相互支持和协同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和转型；只有正确处理好了有关辩证关系，才能使我们少走弯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