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创新 （2）

三、“四个全面”以“全面”“协调推进”的创新思维破解了改革发展稳定的时代难题，形成了综合集成的方法论创新。

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危机与挑战的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多元化、多样化与充满变数的复杂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发展既存在着难得的战略机遇，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改革、发展、稳定的矛盾、冲突与互动更加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以创新思维与理念来研究和解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与关键是“全面”、“协调推进”理念，它深刻体现了综合集成的立体化思维。它既强调每一个方面都应“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成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构成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构成治国理政的调控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构成组织保障系统），强调将每一个方面都视为一个系统工程，以系统思维与整体方法做到全面统筹与彼此协调，又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之间深度关联、相互支持、耦合互动、协同作用、一体联动，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整体。这样就使“全面”与“协调”紧密衔接、彼此贯通、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形成了在协同配合中全方位推进的有机体系。“四个全面”抓住了新时期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关键——全面协调推进，实现动态平衡与一体联动，从而以综合集成的立体化开放性思维破解了改革发展稳定的时代难题，提炼出引导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体现了多管齐下、多元协调发展的综合集成思维，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综合集成方法是工程活动（包括社会工程）的基本方法论，它体现了现代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与综合思想，它强调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在综合与集成的融合与贯通中创新，注重跨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综合集成，使系统在整体结构上实现优化配置，各部分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耦合互动，产生协同与放大效应，涌现出新的系统功能，以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综合集成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难题的重要思路与思想智慧，它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下，综合考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个方面因素，准确把握各方面因素的整体性、结构性、关联性、耦合性和协同性等特征，立足整体，总揽全局，以综合集成的思维分析全局，谋划全局，实现系统优化，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协同化的系统创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因而，它也构成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论支撑。

四、“四个全面”坚持实践第一，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以灵活务实的矛盾方法推进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深刻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1日，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就深刻阐述和揭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

“四个全面”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出发，直面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与主要矛盾——改革、发展、稳定与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必须牵住这个“牛鼻子”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同时又强调，不能忽视次要矛盾与矛盾的次要方面，要有全局观、系统观、联系观，洞察大势，着眼全局，把握大事，注重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中，找到了认识和化解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在解决问题中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就深刻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观点与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重大现实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智慧，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动态的、开放的、现实的，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生成、流变与创新发展的，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四个全面”是我们破解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