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

日本在山海关附近立的满洲国界碑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内部演讲，史称“天羽声明”。他宣称：鉴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大陆也就负有“特殊责任”，“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有责任单独行动……并反对中国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欧美国家希望给予中国政府以经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援助，势必会“给日本和东亚带来严重后果”，东京将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天羽鼓吹的所谓“特殊责任”，本质上是要建立日本对东亚大陆的排他性统治，以在西太平洋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在鼓吹“大陆政策”的军事扩张主义者看来，英美“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天然资源，兵不血刃地压制其他国家的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地争取民族利益的经济帝国主义”（近卫文麿语），绝不可能坐视日本发展壮大；东京若想发展和平的商业帝国主义，始终会遭受英美的压制和掣肘。唯有在东亚大陆取得独占性的能源、矿产和耕地，使之成为仅服务于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日本才能在不依赖外界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壮大。

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恰好与中国的政治再统一发生于同一时期，并迅速形成对立。国际关系史家入江昭在代表作《帝国主义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当局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攻势、蒋介石统一全国军政的努力以及与欧美强化关系的尝试，焦虑感一天天地加深。中国即将在国民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和政治统一，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大洲级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军事蚕食和经济渗透，这样一幅图景令本身仅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日本倍感恐惧，生出了加以阻挠的愿望。“天羽声明”强横的用词，便是一种“预防性扩张”心理的反映——日本明白地昭告世界，尽管中国重新统一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东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对“生存空间”的独占权。1936年，“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又被写入了《国策基准》。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方针的确立，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3个月后，日本还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完成了亚欧军国主义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