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怎样看待中国抗战对国际法治与文明的贡献？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之后，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梳理和总结中国在战场之外的努力与贡献，尤其是为战后国际法治、国际秩序、人道和平、人权文明上所作出的贡献，尽可能争夺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主导权，将中国在反法西斯的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转化为今天我国在国际秩序中所应该拥有的地位与优势，并从中赢得全世界对珍爱和平的最大共识。

第一，维系战后一系列国际法所确认的于我有利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法律秩序。

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核心和基础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形成了完整而紧密的有国际法效力的制度体系，是同盟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之间结束战争状态、构建亚太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这套体系和秩序一方面确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法西斯性质，以及中国与当时世界各盟国对日本作战的正义性，另一方面也是战后对日本进行一系列领土、内政和国际地位安排的法理基础。根据“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无论是当时共同签订《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中、美、英、苏各国，还是宣布接受这两个文件的日本，都不仅不能否认其法律效力，而且应该切实遵守和履行其条款。任何国家都不能因一己私利食言而肥，不能对同一个国际法文件的态度前后大相径庭。这与国际法上另外一个重要的“禁止反言”原则也是一致的，当事人不得否认自己先前已确认或以行为加以肯定的事实，如此才能合理约束国家协议当事方、维护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和稳定性。

第二，争取中日近期围绕东海、南海及一系列国际议题争议或争端中的话语主动权，同时，申明战后以美国为首对日媾和的《旧金山协议》涉及中国条款的无效性，从而在中日之争中取得道义优势。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减轻自身军事压力、把日本打造成反共堡垒，改变了对日态度。美国不仅允许保留天皇制度，导致以日皇裕仁为首的、包括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鸠彦王等在内的日本皇族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还进一步扶持日本，将包括正在服刑的甲级战犯在内的许多日本战犯陆续释放，其中不少人还被日本政府“赦免”。这些战犯重返社会后成为鼓吹军国主义的急先锋。比如，早在1957年2月，曾为甲级战犯嫌犯的岸信介任首相时就图谋修改和平宪法，但遭遇失败；而一个甲子之后，他的外孙安倍晋三又在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亚太和平。

1951年9月8日，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的情况下，美英等国与日本签订片面的所谓“对日和约”（简称“旧金山和约”），美国还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2月29日和1953年12月25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两次发布文件，擅自扩大托管范围，非法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裹挟其中。此后，日本便妄图以“旧金山和约”取代《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寻找所谓的“合法”依据。在某些国家的默认甚至背书下，日本公然违背《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挑起事端，并且在背离和平宪法的右倾立场上越走越远。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更是实施了一连串政治军事冒险行动。2014年7月1日，安倍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部分解除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在事实上架空了和平宪法。2015年7月15日，日本众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凭借自民、公明两党的赞成票，表决通过了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安保法案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合作法》等10部法律的修正案综合构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二是随时允许为应对国际争端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的新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所谓集体自卫权，指的是在他国遭受武力攻击时，即使日本没有受到直接攻击，也可以一起反击的权利。在安倍政权通过2014年7月的内阁会议决定修改政府的宪法解释之前，历届政权均采取了“虽拥有权利，但无法行使”的立场。安倍及日本右翼政客一系列错误而危险的言行，蓄意破坏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妄图颠覆战后亚太国际秩序，严重威胁了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因而，不能不引起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欺凌的广大亚太国家和人民的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美、英、苏等国付出巨大牺牲才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构筑起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等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面对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混淆视听、违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破坏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企图否定战后国际秩序、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倾向，国际社会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毫不妥协地与其一系列政治军事冒险行动做坚决斗争。

——摘自《红旗文稿》中国抗战对国际法治与文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