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视角审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事件，只有站在国际视角，才能更深刻地审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强化思想，这一逻辑完全符合日本近代扩张政策和侵略行为。日本从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海”到1927年的 《田中奏折》，“大陆政策”经历了从最初萌芽到成为基本国策的过程。 “大陆政策”饱含了日本开拓“生存空间”的强烈渴望，是日本企图建立“世界帝国”的全球性战略，也是日本一切对外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最终实现目标。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侵略中国、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在会后上报给日本天皇的《田中奏折》中这样阐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可见，占领中国东北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个节点，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

1930年，日本陆军中将本庄繁认为，只有抓住时机，迅速占领东北，进而征服全亚洲，才能继续征服全欧洲及非洲，掌握东半球大地以与美平分世界。

可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谋划的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本质上而言，“九一八”事变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继续，“七七”事变、珍珠港事件又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都是日本“大陆政策”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大陆政策”是日本企图建立世界帝国的总体战略，日本就是按照这一战略一路穷兵黩武，最后落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

“九一八”事变是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产物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决定了“九一八”事变或早或晚必然发生。至于何时发生，则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密切关系，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为 “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

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同英、法一起压制日本，日本被迫“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尊重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日本一心跻身欧美列强行列，无日不想重新夺回一战期间在中国赢得的势力范围。 1929年爆发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终于给它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契机。

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并引发政治危机，欧美各国纷纷忙于应对，无暇他顾，日本则欲趁机在中国东北发起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以之为立足点继续南下北上，实现世界帝国梦。而当时苏联正致力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日本关东军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是：日本“即使出兵满洲，苏联也不会出兵，国联也好，列强也好，都没有干涉满洲事态的实力”。

这种形势下，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频繁制造事端，策划皇姑屯事件、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进行连续的军事演习。同时，日本国内也把战争舆论和战争准备推向了顶点。

国际社会从国际法层面对“九一八”事变性质予以仲裁

“九一八”事变爆发，震惊了世界，各国的目光迅速聚焦到中国东北，各种进步媒体纷纷予以谴责。然而，日本蓄谋已久，不断编造谎言以混淆视听、欺骗世界舆论。为了了解事实真相，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

其间，沈阳“九君子”冒着生命危险发起国联外交，搜集大量日本侵华的第一手证据，完成“TRUTH”汇编，在国际友人的鼎力相助下，巧妙地将其递交给调查团。这为国际仲裁提供了实证性依据。1932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决议。这是第一次正式宣布“九一八”事变真相的国际性文献，是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权威定性，是按照“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等一系列国际法相关规定予以仲裁的，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日本对此恼羞成怒。当日本驻国联代表招其同僚中途退出国联大会会场的时候，“全场屏息侧目，咸知柳条沟（湖）一隅之事变，将掀起太平洋整个之波澜”。日本在世人期盼和平的道路上逆行，越走越远。

始于“九一八”事变的侵略战争在国际正义力量的联合斗争中败亡

“九一八”事变撕开了列强新一轮瓜分世界的裂口，更使一战后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走向瓦解。然而在事变之初，列强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对日本实行了绥靖政策。美国总统胡佛认为，只要日本针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和苏联的渗透危险便“不提出更多的异议”。英国首相张伯伦强调：“在满洲事变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辨，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 ”

日本的野心得到列强的纵容，在南下扩张过程中又与德、意结成法西斯轴心同盟。 1941年底，日本悍然挑起珍珠港事件，意欲夺取英、美在远东的利益。这样，“九一八”之夜点燃的战火，从中国蔓延过东南亚又至太平洋，和欧洲战场遥相呼应，战祸波及全球。仅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之处，殃及的国家就有20余个。

美、英、法纵虎为患，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深刻的教训终于使他们放弃绥靖政策，转而联合御敌。 1942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建立。法西斯国家的倒行逆施在世界人民联合斗争中走向败亡。中国人民始于“九一八”的抗战从一开始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国际组织是处理战后问题的主导力量

随着二战的结束，捍卫和平又成为紧迫的时代主题。 1945年10月，美、中、英、苏等国提议的“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宣告成立，它的职责是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处理国际争端，而摆在其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战后问题。

在联合国框架下，1946年5月，由美、苏、英、法和中国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公开审判日本战犯。此外，伯力审判、沈阳审判等也都是根据国际法准则和相关国际决议进行的审判，具有国际性特点。 “东京审判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总结，也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日本侨俘的遣返也成为中、美、苏等盟国必须解决的一个战争遗留问题。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1月，中国大陆遣返日本侨俘共计2983550人。这是中、美、苏按照《波茨坦公告》等决议的原则合作解决战后问题的又一范例。中国大陆从1950年到1956年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也是站在国际化视角下采取的重要举措，着重于从思想根源上清除战争隐患，维护世界和平。

因此，“九一八”事变表面看似乎是局部地区性冲突，本质上却是国际性事件。从国际视角审视“九一八”事变，是对二战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洞察和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武器，更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应该遵循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