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分歧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美国精英对中国处于空前的纠结期

观察者网：您每年都要往返美国好多次，这次去美国正好是在习近平访美前。和以往相比，这次美国之行，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文：过去一周多的美国之行，首先是对我体力的一次大考验。走访和调研相当密集，见了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近10名美国政要名流，参加了各类研讨会和闭门会议近20场次，还与30多家美国智库相关负责人当面交流，接触的各类美国民众超过100人。

尽管过去10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一两次美国，但短时间内如此高频度的交流，还是第一次。这实际上折射了美国对中国智库代表团的欢迎与关注程度，希望通过中国智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则代表了他们对中国的最新态度。

总的看来，中美关系的合作需求与依赖性仍然很牢靠的，但美国智库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处于相当焦虑的状态，属于那种空前防范却又无可奈何的状态，但随着美国经济部分复苏，美国人自信心的相对恢复，他们习惯性地对中国人耍狠，“死咬”住一些两国分歧的议题（如网络安全）不放，希望中国能够屈服，但又不敢使蛮力。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纠结心态。美国人心理对华微妙，是我这一次感受最深的地方。

观察者网：您这次去和美国智库学者有很多接触，你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王文：与美国智库学者接触，谈论的话题可谓“广”又很“窄”。“广”是指，涉及范围较广，从国际秩序到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经济改革、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资本市场准入和波动、双边投资协定、南海议题等都有；“窄”是指，几乎到每家智库，谈得都是这几个议题。这恰恰是中美关系的辩证性，既复杂又简单，既困难又容易。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却又是相对集中的那些问题，能看得清楚的那些问题。就像医生看一个人，虽然指标不健康的地方挺多，但一看就是能查出来，不算什么疑难杂症。

有些人对中美关系很悲观，我反而是乐观的。因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不是说得了癌症，而只是一个人营养太好，出现了类似糖尿病、血脂高、肥胖症等，要花很大力气的调养和长期的努力，慢慢地把一些关键指标降下来。

观察者网：访美手记中提到，在和华盛顿智库学者的交流中有一些争论，最大的争议是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

王文：其实，中美智库对彼此的思考并不是处于一个维度上。中国智库学者更愿意谈宏观，而美国智库学者更愿意就问题谈问题。美国智库在务实，中国智库在务虚；美国智库着想的是当下，而中国智库谋划的是长远，这样自然会有许多分歧之处。

比如，中国人希望美国智库界能够全面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则回应，“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我们都同意，但“相互尊重”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让我们尊重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吗？这个在美国国内舆论里接受不了的。再比如，讨论互联网安全，中国学者认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需要两国协手应对那些互联网犯罪的议题；但美国人却死咬着，认定中国政府纵容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是相当于一场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政府要负责任。还有类似对中国经济下行导致商业环境不景气的指责；对中国即将通过的NGO法律意味着中国“不开放”的抱怨；对中国在南海建礁是想把美国赶出东亚的猜疑，等等。

从根子上看，中美分歧，其实就是谁说了算，谁来制定规则的分歧。中国将强未强，美国似衰未衰，两国的博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博弈，意味着要有合作，也要有竞争，既要有适当让步，也要有所作为，是对相互力量对比差的再次较准。这是相当考验两国思想界、外交界的。

美国担心中国成为世界的新圆心

观察者网：我看了您的访美手记后有一个困惑，之前在一些国内研讨会上，中国学者都认为美国人是很愿意了解中国的，只是苦于没有渠道。但从您的手记来看，美国人似乎还持有自己的高傲，不肯放下身段来了解中国？

王文：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非常浓厚的国家，用托克维尔的表述是：“美国人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认识世界”，换句话说，美国人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打个比方，在美国人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圆形，而美国就是圆心，中国无非就是圆形中一个比较大的点而已，较为突出，必须重视，却有点碍眼，生怕这个较大的点，成为世界的新圆心。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的“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不懈努力”之下出现在各个场合，美国更是在政治、军事、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不信任中国。

当然，中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也在重塑美国的价值观，促使其进行反思。我曾与“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弗兰西斯·福山有很长的对话，他的学识渊博，但在中国论据面前，却很难自圆其说。于是近年来，福山先生的改变很大，发出类似“在民主上，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等等新论断。随着中美双边高层和民间交流得越来越紧密，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实力也越来越强，美国放下身段，全面认可中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