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2）

知 日

1931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日本访问，回国后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抗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其实到现在，“知日”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越是愤怒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越是危险的对手，越要研究它，学习它。不吃透对手，不仅战胜不了对手，相反会让对手耻笑。中国对日本研究不够，而日本从始至终一直密切关注中国这块大陆，唯一不同的是：以往他们焦虑的是中国的衰弱会带给日本什么，现在则是对中国的强盛。因此，我才认为，把钓鱼岛问题当成是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是战略误判。认为非重点问题就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也是战略误判。

二、甲午战争中，日本在黄海海战中获胜。1895年1月，日本内阁做出决定，在原属清朝的钓鱼岛上建立国标，从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这次钓鱼岛争端再起，中央正确应对，打破了日本单方面控制钓鱼岛的局面。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倍政府上台后，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圈圈拧螺丝，迫使中国不得不在他每一步举措后做出强硬回应，而这正好中了安倍的圈套。中国越强硬，安倍越高兴。有人认为，在有些问题上中国小题大做，使个别战术级别的问题被搞成了战略级别问题。其实，正是中方的“小题大做”，才一举夺回了钓鱼岛的主动权。钓鱼岛再也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日本单方面管控状态。近代以来，日本曾两次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前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孱弱。现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图第三次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将是中国的耻辱，是日本最大的成功。

三、日本是个岛国。一个日本学者在答复美国学者的质询时说：“日本与贵国不同，贵国是建立在原野之上的，而日本是建立在一个群岛之上的。”岛屿这一地理形态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影响至为深远。“岛国根性”一般说来是心气甚高，心眼甚小，偏执，坚忍不拔。历史上岛国与地理上接近的国家总是很容易变成世仇。英国和法国是这样，日本和朝鲜也是这样。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一定要关注其岛民心态。即使中国想修复中日关系，日本却未必真有这样的愿望。

四、日本一直渴望从一个“战败国家”走向“正常国家”。二战结束已近七十年，它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这是日本全民族的愿望，人们可以延缓它，但无法阻止它。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今天在日本，和平力量和右翼势力共存。日本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角力，当然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它的影响。从现在看，日本右翼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就是过于依赖美国。日本的这些做法恰好被美国利用和引导，从而使日本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日本的右翼其实是一群伪右翼。按照一般规律，在东方国家，左翼是民族主义者；在西方国家，右翼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都具有极出色的民族自尊心。而日本右翼恰恰相反，一点民族自尊心也没有，全身心的投入美国怀抱，并毫不感到羞耻。

五、1954年又是甲午年，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日本成立了自卫队，恢复了武装。同样是在那一年9月，日本民主党成立（此民主党非今天的民主党，而是右翼的“自民党”的前身），三天后，安倍晋三出生。安倍曾说过：“我属马，我将像强有力的、轻松跨越障碍的骏马一样，不退缩，不胆怯，排除困难。”据外媒报道，他在2007年下台后，深感自己执政经验和准备不足。为此，专门自费报名参加了多个政经补习班，恶补相关知识。他的目的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安倍舞剑，意在修宪”。他想使日本自卫队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从而实现日本战后九十多位首相梦寐以求却未能如愿的目标，从而也使自己成为战后最伟大的日本首相。观其言行，我倒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恢复日本民族的精神。二战后，对中国来说，固然国家残破，却在烈火中重生；对日本而言，则是精神遭到重创，整个民族精神上的完整性至今也无法恢复。在安倍的诱导下，目前日本政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各种政治派别竞相比试谁对中国的立场更强硬。日本政治右倾化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朝极右化演变。这已经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

六、现在预判安倍政权的长短，还为时尚早。安倍政权奉行的内外政策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执政地位还比较稳固，与过去“八年七相”不同。对安倍失信、说话不算数等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而应看到这是日本国家的问题。安倍参拜靖国神社，70%的民众支持；日本政府挑起钓鱼岛争端，80%的民众认为错在中方。安倍作为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右翼精英，其思想代表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