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十三五”规划如何出炉？ （2）

第七步、公众建言献策

目前，“十三五”规划编制还没有走到第七步。但依据此前已经建立的固定程序，可以预期最后四个步骤将如何展开。

比如，“十二五”规划编制期间，依托国家信息中心设置了“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办公室，公众可以通过网站留言、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来电、来函、来访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提出对“十二五”规划编制的建议。同时，国家发改委还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贸促会、残联、工商联、企业家协会，共同协助开展“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并召开专场讨论会听取建议。当时有100名左右不同行业、不同系统的代表参加座谈会，国家发改委领导和“十二五”规划起草组成员听取了他们的建议。

第八步、衔接论证

规划编制期间还需要和各部门、各地方进行规划指标、规划布局涉及的项目、规划实施手段的衔接，以便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的规划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避免相互抵消。

在规划草案的基础上，组织规划专家委员会对规划进行咨询、论证并提出咨询报告。该报告将随《纲要》一同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在“十五”计划编制期间就有专家审议会制度。“十一五”规划编制时期正式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构成特别强调不同专业背景，以及学术型专家和实务型专家的结合。

“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延续了这一特征，55位专家涵盖了经济、科技、公共管理、法学、环保等不同领域的学科背景，同时除了学者之外，还有具有丰富规划编制经验的实务型专家。同时，“十三五”首次将4名企业家纳入专家委员会。

第九步、广泛征求内外部意见

2015年底将形成《纲要》征求意见稿，开始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十二五”规划编制的经验，将比较集中地开展两轮征求意见：

第一轮是在2015年12月上旬小范围征求意见，主要征求地方、部门以及专家的意见，以更好地编制《纲要》草案。第二轮是2016年1月中旬开始大范围地征求地方、部门、专家、人大、政协、党外人士以及企业和基层群众代表的意见，为2016年3月“两会”审议工作做准备。

第十步、审批与发布《纲要》（2016年3月）

《纲要》集体议决的过程为：先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汇报；然后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进行预审查；接着由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后经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批准；最后在2016年3月由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6年“两会”之后，新华社将受权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随后，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将广泛开展学习“十三五”规划的活动。

中国式决策

用长达三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以上十个步骤，才制定了一个全国五年规划《纲要》，如果说其中没有民主，就如同说一部七十多万字的《红楼梦》中没有描写爱情一样。中国五年规划决策不但是民主的，而且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调查研究。重视调研是中国政府决策的最大特点，也是五年规划编制的突出特点，中国的历次五年计划编制都开展系统的、专门的调查研究。“十二五”规划编制期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调研，包括最高决策者开展的调研、规划起草组开展的调研，以及参与决策咨询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智库等开展的调研。恰恰是通过广泛的调研，使得决策者能够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使得五年规划编制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十二五”规划编制期间也召开了若干次片会（指按照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等划分的区域座谈会）进行调研，但都是由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主持。“十三五”规划编制期间的调研有一个创新，即习近平同志围绕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分别在浙江、贵州和吉林召开不同省区负责人座谈会，与省区市负责人直接交换意见，对于“十三五”规划编制做出部署。这在我们国家规划编制历史上是首次。

第二，广泛协商。规划编制通过反复的交流、比较和协商来逐步实现其科学性，这是一个寓科学于民主的过程，包括前期的头脑风暴与初稿形成，编写过程中的内部反复商讨，以及基本思路、《建议》、《纲要》草案、《纲要》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的多方、反复征求意见。这种几上几下的协商与集中，恰恰是中国式的协商民主。

第三，大众参与。五年规划编制是一个汇聚民意的过程，与政治参与不同，群众路线要求决策者主动地逆向参与，深入广大人民群众，鼓励普通公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与需求。我国决策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决策者逆向参与。除了专门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建言献策活动外，决策者还通过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的公众意见来实现公众的广泛参与。

“十三五”规划编制前期就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渠道，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各地方政府专门开通了“建言‘十三五’”微信公众平台，听取并采纳公众建言。

第四，民主集中。只有通过高度的民主，具备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才能处理海量分散的、不充分的信息，才能面对参与者的多元利益。“集思广益”决策通过“屈群策”机制来收集分散的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通过“合议决”机制来达成政治共识；通过“广纳言”机制来克服个人在决策上的片面性与主观性。

由于这种决策模式重视不同决策主体事前的充分协商，从而可以有效地形成决策共识，避免表决时的掣肘与延宕，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