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同步提高

原题：要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五年，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提出了促进协调发展的路径。笔者认为，在继续做大中国经济与财富蛋糕的同时，应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努力做到经济增长相关福利效应的全社会覆盖。

如今，我国正处于人均GDP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的格局，不能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落差持续扩大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建立广受认可与尊敬的发展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和发展不协调是难以避免的。中国曾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后，也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5∶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为2.52∶1，最近几年有所缩小，但按新口径计算的2014年城乡人均居民收入比仍为2.75∶1，按老口径计算则为2.92∶1。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超过国际警戒线。显然，从财富集中的角度来看，中国已成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被认为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出现严重断裂的信号。

另一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格局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产业发展的梯度转移格局尽管初步形成，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核心地带，一些超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内陆部分城市群也在努力追赶，但广大中西部偏远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在低位徘徊。

今日中国面临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难题是长期积累矛盾的总表达，早已不是见招拆招式的简单疗法所能奏效，而要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精准的手术。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工业基础良好、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巴西，之所以迄今尚未完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巴西经济的高度对外依赖以及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外，还由于巴西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国民收入未能中产化，严重制约消费，以至于无法实现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转型。而日本在经济起飞的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大大增加了底层百姓的收入，而且还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加上日本在技术追赶方面的不懈努力，其结果，该计划执行到第八年，日本就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统计资料显示，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可见，各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可以不一样，但技术进步、服务政府和对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是普遍的要素。

因此，在新常态下，要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我们还需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

关键在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具体来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步伐，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尤其要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并非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