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2）

（三）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源于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切把握。

在经济学上，对于发展中程的风险，有很多不同的描述：人口红利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修昔底德困境，甚至是与现代化转型伴生的“风险社会”。

这些风险挑战，原因何在？不管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金融体系脆弱，根本原因都在于，过往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而对这种发展方式的依赖还难以摆脱。

正如“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所说的，中国还“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产业升级阻力重重、传统优势不断削弱……30多年的快速发展，把中国的“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如果仍然对粗放发展方式过度依赖，“后发优势”就会转变为“后发劣势”，错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最佳时间窗口。经济变速换挡、社会深刻转型的中国，探索的正是这样一个迈过陷阱的发展方式。

发展理念源于发展实践，反过来又给发展实践以深刻影响。在这样的历史关口，需要用新思路寻找新出路、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号巨轮涉过险滩、渡过激流标注前行航向。坚持创新发展，才能避免动力衰退，低水平循环的“平庸之路”；坚持协调发展，才能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的“失衡之路”；坚持绿色发展，才能避免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透支之路”；坚持开放发展，才能避免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的“封闭之路”；坚持共享发展，才能避免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风险之路”。

有学者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正在遭遇“成长的烦恼”。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在鸡蛋上跳舞”，从起步之初的艰难探索到击水中流的豪迈挺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过万重山岳。未来的发展之路，应如何绘就？更深层次的改革，该如何推进？五大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为了应对风险挑战，更好地把握中国的现在、创造中国的未来。

（四）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说：“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审视当下，我们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路口。

从国际形势看，一方面，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复苏仍然缓慢、增长仍然脆弱，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孕育着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

从国内发展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近7%的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面对世界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之下，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来而不可失的“时”；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成为蹈而不可失的“机”。经济新常态和战略机遇期，构成了我们树立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两大现实基点。

经济新常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大逻辑。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是新常态的基本趋势。但新常态改变了经济运行的轨迹，打破了固有的发展惯性，也亟待以新理念破除新障碍、用新观念催生新状态。在新常态下顺势而为、乘势壮大，才能确保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实现既看速度、也看增量、更看质量的发展。

战略机遇期，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大判断。世界经济正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国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这种内外联动的“历史性交汇”，让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两个转变”——由加快速度的机遇变为加快转型的机遇，由扩张规模的机遇变为提高质量的机遇。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让稍纵即逝的机遇为我所用、倒逼变革，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让我国的发展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统领经济新常态的新要求，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这正是五大发展理念所立足的大势与大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