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走向农民运动（1）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1]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2]。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3]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4]。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