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8）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袄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注：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２６４页。

[2]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白军士兵兄弟书》，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５日。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０６页。

[4]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１９４３年１１月。

[5][6][7][8][9][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８７、４４８、４５９、４８６、４７８、４８３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12]  中共苏区中央局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７７２、７７３页。

[14]  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１７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５页。

[15]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８日。

[16]  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１９３—１９６页。

[17]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第９７页。

[18]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第３０２页。

[19]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８日。

[20]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

[2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３页。

[22]  《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版，第７２－７３页；访问郭化若记录，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２日。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６３６、６３７页。

[24]  《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１日

[25]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26]  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０日。

[27]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１１０页。

[28]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８页。

[29]  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４月２日。

[30]  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１日。

[31]  毛泽东关于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２日。

[32]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４６页。

[33]  《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34]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４７页。

[35]   访问曾志记录，１９８７年１１月。

[3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８３页。

[37]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５０页。

[38]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１日。

[3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１９３－２０１页。

[40]  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１９３２年５月３日。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２０９－２１９页。

[42]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１９４１年上半年。

[43]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５５页。

[44]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版，第７９页。

[45]  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９日。

[46]  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７日。

[47]  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５日。

[48]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５日。

[49]  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６日。

[50]  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９日。

[51]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52]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１８期，第５２页。

[53]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54]  中央常委会记录，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６日。

[55]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

[5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５日、１６日。

[57]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１页。

[58]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１２０页。

[59]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１２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