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指导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5）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33]。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36]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