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派

在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过程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发挥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功能。这就要求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创新，从而构建经济学领域的“中国学派”。

首先，将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目的的创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目的，被普遍定义为帮助人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如何提出以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学观点、方法和理论，通过在现代经济理论与过去的理论之间建立联系，揭示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规律，马克·布劳格的经济思想史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就是典型代表。这种研究目的及其研究方法，无论是“理性重建”还是“历史重建”都无法免除“考古学”的弊端，使该学科很难改变被经济学界边缘化的命运。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始终。我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继承这种优良传统，将其作为主要研究目的。笔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学科只有为现实服务，即服务于经济理论的创新、服务于解决中国重大经济问题，才更有价值和生命力。实现经济思想史的“经世致用”，有助于提高该学科作为经济学基础学科的作用和地位，也有助于发挥其在经济学发展和国家政策制定中鉴往知来的独特价值。

其次，扩大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范围，创新研究方法。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两大缺陷。其一是偏重于系统的经济学说，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以特定假设为基础的抽象经济理论上，尤其是忽视那些曾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这种做法忽视了实际问题导向的必要性，因此削弱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解决当代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价值。特别是当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遇到棘手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从发达国家寻求解决办法时，往往特别需要这种以历史经验、现实观察和实际政策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其二是偏重于对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严重忽视了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制定和具体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尽管经济思想直接或间接的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所激发，但当这些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时候，它就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重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经济思想史研究还应该能够解释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制定、经济制度变革和其他经济活动产生了什么样影响。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任务，因此有必要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两个子学科，实现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重大突破。同时，这一学科不仅仅只针对经济思想家或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还应包括对实际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官僚阶层和较普遍被接受的经济观念的研究。这种对蕴涵于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思想的系统性研究，无疑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创新。

再次，借鉴美籍华人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诠释学”，创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共分为五个辩证的步骤或程序，中间不可任意越级。第一，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说了什么？第二，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第三，原作者可能说什么？这三个步骤等价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重建”。而与之不同在于：第四，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即假定原思想家今天还活着，他会依然固执己说吗？他愿意修正或扬弃已有的说法吗？但现实情况下，只有创造的解释家才能够千方百计地为其作答。由是，创造的解释家进一步成为开创性的新思想家。所以，第五个步骤是，这些解释家应该说什么？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是否需要增添新视角和新思路？只有遵循上述五个步骤，才能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培养出原创性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和熊彼特之所以成为开创新思路和新方法的经济学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同时也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创造型解释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