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运行的四个特点 （2）

如何与其他多边机构合作

如何评估亚投行的贷款项目，防范发生系统性危机，世行和亚开行的先行经验和教训，都可资借鉴。

做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者和补充者，而不是竞争者和破坏者，是亚投行反复申明的定位。这不仅是出于消除美、日主导的世界银行、亚开行等传统秩序主导者疑虑的需要，也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根据各创始成员国的承诺，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即使全部缴足，可用资金相对亚洲基建资金缺口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这1000亿美元并非全是实缴股本，实缴股本为200亿美元。仅从资金角度出发，亚投行也有必要与世行和亚开行合作，弥补资金不足之虞。

除了资金的合作，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新生儿，亚投行在发现并试图革除世行、亚开行已经显现的弊端之外，更需要学习他们多年积累的运行经验。比如，如何实现决策民主化和利益平衡。亚开行的前两大股东分别是日本和美国，出资比例分别为15.7%和15.6%，投票权分别是12.8%和12.7%，相当接近。但是，亚开行并没有形成日美垄断的格局，相反，在很多时候，日美扮演的是对立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亚开行决策的公正性。

又如，对于回报率的考量。世行和亚开行的项目选择，虽然决策效率低下，但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通常不考虑短期回报率，而要看长期回报率。亚投行的投资目标是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基建项目本身就具有占据资金周期长、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因此，亚投行防止形成呆坏账的需求更加突出。如何评估亚投行的贷款项目，防范发生系统性危机，世行和亚开行的先行经验和教训，都可资借鉴。

这其中，世行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深度研究。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世行在过去70年的发展历程中暴露了许多弊病，在贷款的同时附加苛刻条款等尤其遭到非议，但从亚投行的性质和保证贷款资金安全出发，不可能不按照基本市场规则，附加约束性条款。如何既能满足借贷方的正常资金需求，同时防止资金被挪用或沉淀，防止正常的市场规则被扩大化解读，亚投行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亚投行的开放性是汲取经验教训的最好方式。从筹建期到成立，亚投行一直对美日持门户开放态度，且不以美日的犹疑或反对设置立场，关闭大门。这反映了亚投行的战略视野和高度。一旦与其他多边机构形成有效的合作模式，亚投行改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功能，就可进一步放大。

如何规避不可控的风险

只要亚投行按照“精干、廉洁和绿色”的高标准运营，外部风险和争议就能控制到最低水平。

毋庸讳言，无论亚投行在内部治理上多么科学，决策多么开放包容透明，在今后的运行过程中，也势必会面临一些预料之外、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比如，亚投行的投资尽管对应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缺口，但缺口多数都处在地缘安全风险较大的区域。亚投行的资金，有可能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政权轮换造成的政策变化挑战、治理水平低下挑战、缺乏契约意识等诸多风险。对这些外部风险，亚投行需要有应对预案。

金立群在近日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透露了亚投行应对外部不可控风险的一些“铁律”。一是亚投行选定的贷款项目，将不会介入有争议性质的土地和水域；二是对各国的形势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性；三是发展专业的项目团队，避免政府换届、政权更替产生过大波动；四是吸取世行和亚开行的经验，整理能源投资领域的文件，设置节能减排的底线，至少贷款项目在节能减排上应保持中立。同时，对在低收入国家建核电站等敏感项目保持审慎态度。

这些“铁律”，有助于为亚投行在面临外部风险考验时减震止损。如同金立群所强调的那样：“只有身处政治之中保持敏感，我们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亚投行要规避风险，目前最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保持其非政治性机构的本来面目，以融资和经济作为决策的主要出发点。更加国际化、专业化，亚投行才能走得长远。

这并不是说要剥离亚投行的政治色彩。无论亚投行的政治光谱如何中性，在外部解读者看来，它都带有中国特色。而让中国特色充分发挥出正向作用，让亚投行更好地具备抗风险能力，就不能单单视亚投行为中国外交理念、国际秩序观的价值输出者，还应当把亚投行视作引进先进金融管理理念、扩大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平台，让亚投行成为推动中国对外开放从贸易开放、商品开放向服务开放、理念开放升级的新媒介。

作为全世界25年来成立的第一家大型多边国际机构，亚投行的筹建和成立运行，折射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权重的上升、对外战略的升级。可以说，中国国力的增强，是亚投行顺利筹建运行的关键因素。只要中国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外部风险，亚投行的“虹吸效应”都不会消失；只要亚投行按照“精干、廉洁和绿色”的高标准运营，外部风险和争议就能控制到最低水平。

亚投行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由被动、适应向主动、有所作为转变的见证，也是国际金融体系进入改革期的见证。保持开放、透明、合作的气质，亚投行就可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