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历史上,中产阶级提供的消费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和创新最直接、最主要的能量之源。只有足够多的人买得起足够多、足够好、足够有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才会为足够多的企业家提供“开发它们、满足需求、赚取利润”的刺激。低估中产阶段的重要性将犯下大错,这种重要不只是反映在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上,也反映在推动政治体制创新的意义上,这反过来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目前中国的经济阶层形态依然呈现“花生型”(财富分配两极化)而不是“橄榄型”(中产阶级作为财富主力),但向着橄榄型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可遏止并呈加快之势。
亲商主导型治理模式。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治理范型更逼近亲商型: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意愿非常强烈,一度甚至压倒了亲民(服务交付)。政绩考核和官员问责制清晰地显示了这一倾向。亲商型(增长或资本友好型)模式有其固有局限——主要是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不足以及容易滋生腐败,但就做大经济蛋糕而言,这个模式很有吸引力。中国需要在亲商-亲民型治理模式之间适当平衡,这也是当务之急。这种平衡可以在不牺牲亲商型模式的内在优势下达成。
除了以上四个可清晰辨识的大趋势决定因素外,短期因素也不全是消极的。寒冬中总有暖流。在产能过剩、成本与杠杆高企、创新(尤其是破坏性创新)不足等“寒冬”因素背后,还要看到也有偶发的好事(意外收益)可以助力经济。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就是如此。据估计,中国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中年均节省达4600亿美元。除了大幅降低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和消费者费用外,还会带来许多间接好处:包括抑制通货膨胀从而有更大空间放宽货币政策以支持增长,扩大贸易顺差从而有利减缓资本外流给人民币造成的压力,以及提振国内投资。
以上决定远景向好的力量和机遇,需要通过诸多努力才能转化为现实。尽管如此,与风险和挑战相比,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和机遇的存在,本身就足以给那些唱衰中国经济远景的论调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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