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3）

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这里必须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北京大学成为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意义。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赴任前，多数友人认为北京大学校方历来都是官僚主持校务的，所以多数友人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碍名声。也有少数友人认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可以借此机会树立新校风，整顿教学秩序。孙中山赞成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说：“地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在深思熟虑后，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造学校的领导作风，充实学科、学制，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专家。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开创了思想自由的新风。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期间，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有名望的人来北京大学。这时《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在蔡元培领导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大旗帜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关于民主的含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权利等内容；二是指反封建反专制，认为中国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须放弃几千年来的帝制、官僚的统治，改为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关于科学的含义，也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一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不科学的种种旧观念，二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及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北京天安门演讲和在《新青年》1919年1月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他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说：“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战败了，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在《新青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中，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生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这些都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分化的加速。一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人日益倾向于探寻新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远，变得更加激进。

“五四”运动的由来及其伟大意义

1919年1月21日，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凡尔赛会议。1月27日，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认为应当继承德国的权利。英美法等国竟不顾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给予日本。消息于1919年5月2日传回北京，举国上下，无不震惊。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紧急集会，并同其他高校学生商议后决定于5月4日举行大游行。

5月4日一早，北京大学和其他13所高校的学生一共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举行示威游行。下午约4时，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被学生认定是亲日派）并痛打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驻日公使张宗祥，还火烧曹汝霖住宅。军警赶到现场，拘捕学生32名。5月5日，为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北京各高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各地，从上海开始，全国20个省共100多个城市都举行罢课、罢工、歇业等活动，不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要求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名亲日派的职务。

迫于群众的压力，除了陆续释放各地被捕学生外，大总统徐世昌不得已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