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朝和：经济学应该如何解释世界

按语：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而在另一本同样甚至是更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研究社会的出发点却是同情心和关心他人。人们觉得在理论上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似乎很难与强调利他的“社会人”统一起来。其实，自然人的基因既包括经济性，也包括社会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要阐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从而在一个有必要建立行为规则的社会中正常活动。他在《国富论》中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也是以其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趋利避害是人类源于自然界的时空本能

人类历史只是自然界长期演变和进化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人类历史不过几百万年，但地球上出现生物可能已超过20亿年，宇宙历史更长达140亿年。早期人类所具有的采摘、捕猎、储存、建房、繁育、合作等技能其他动物都已具备，甚至使用工具都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微生物到动植物，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筛选出应对严酷生存竞争的时空能力，并一代代传承下来。即便是无机界的运动规律，也同样在生物界的习性与本能上留下了决定性痕迹。也就是说，人类很大一部分基本能力或本能是从自然界继承发展而来。

在所遵从的自然与社会规律、处理的时空关系、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能量与信息传递和交通与通信等方面，人类相对于动物和动物相对于非生物的功能虽然都有增加和深化，但也都从较低层次物质运动得到基本关系与适应能力的传承，所体现的基本时空原理也从阻抗最小、场力平衡、适者生存、族群共生，通过趋利避害、优胜劣汰，再进化到在更大尺度内实现社会与环境的趋利避害均衡。人的本能大都来自祖先，在漫长时期中已进化出各种趋利避害的时空转化生存本能。

也就是说，人类从自然界所继承的核心本能，主要就是为实现趋利避害而争取于己有利的时空平衡。只有生存下来的才能进化，虽然还可以继续改善，但我们所继承的已经主要是优胜者的基因。这种在漫长时期的演进中通过筛选得以遗传和强化的时空协调能力，是人类有幸获得的最有价值并须臾不可或缺的基因。以最小成本实现时空平衡显然也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而且关于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不能违背大自然的法则。

由此，海尔特·弗尔迈耶提出自然就是一部经济史，提出经济体系的基本运作过程，包括竞争、合作、选择、适应以及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反馈，可以应用到所有的类似体系，小到细胞，大到人类社会、整个生物圈和非生命体。也就是说，经济体并不仅局限于人类，用于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其基本原理所刻画的东西实际上一直支配着宇宙和所有生物进化并导致人的形成。经济学的那些重要原理就像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原理一样，是从不同角度刻画大自然的基本运行规律，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那些经济学原则，与解释自然界的科学原理在根本逻辑上是相通的。

本能比理性对经济学更重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人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这被后人归纳为“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后来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甚至“公理”，理性经济人假设则更加强调各种严格限定的“最大化”理性甚至“完全理性”，并使其作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能够成立所必须的条件。但人们发现这些要求太过严格，于是有了关于“有限理性”的讨论。

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经济学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对经济理性产生依赖？从前述人类继承处理时空关系的本能来看，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其实可以给出更加简单的理解：通过时空转换实现趋利避害，是宇宙万物包括人和组织生存、演进的基本表现，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节约或阻力最小原则，也是经济人所必然遵循的本能。

经济学的理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演绎性或抽象性的范畴，而更应该从归纳或描述性角度去理解。我们所看到并赞许的只是那些能够生存下来、并在某种意义上达到成功的生命体。仅从统计学的意义得不出非理性的解释，因为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往往只是由于其判断存在局限性，并不是因为不理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学与生物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经济学非常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以深化对人的认识。

生理学和心理学将个体人的意识区分为“显意识”和“原意识”，其中显意识是指个体人生活在人类群体所受到教育的结果，原意识则指人体由动物进化而来的适合人类个体生存的基本感知。借用这种对意识的分类，我们也可从理性与本能两个层次去理解经济人假设：经济理性包括完全理性的假设对经济学分析是需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条件对于解释世界来说也许必不可少；但现实社会只需要人们自觉履行最低限度的本能——趋利避害就可以解释。尤其是系统的思维能力在人类的种种能力中，显然是较晚才发展起来的，但经济学也应该能解释早期人类的行为。

理性与本能存在重大差异。如果理性选择意味着在多种可能的条件下经过充分计算比较而得到最优决策，本能反应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出现时机体不经思考就能即刻应对以趋利避害，在不紧急情况下机体也能够自发地以最有利自己的方式应对。在很多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与充分选择，而是基本本能与直觉反应。人类本身之所以能够进化为人，主要也是依靠一代代延续和传承的优质基因。阿尔钦认为，由于不确定性无所不在，因此现实经济中的成功者不可能按照所谓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原则行事，只有那些能够通过试错和模仿实现正收益的主体才能适应环境的选择，而未实现者只能消失。

目前经济学太过强调人的完全理性，明显忽视人的本能，以至于过度贬低“动物性”。例如，凯恩斯意识到人类行为中包括动物本能，但却主要将其用于解释人类行为中“非理性”的表现，大体上成为贬义用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2009年在《动物精神》一书中也批评了经济学过度依赖经济理性的局限性，强调只有充分重视人类动物精神，才可能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但这两位诺奖得主书中的“动物精神”还是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更多体现人们由于冲动或从众心理引发经济不稳定和异常波动。可见很多经济学家仍旧把人的本能与经济理性对立起来。实际上哲学家桑塔亚纳定义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一种觉察不到的认知能量，其本质是直觉”，可惜这一概念没有被进一步解释为经济人假设的一部分。

其实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就一定意味着正确，基于本能或动物精神的行为就必然意味着不理性和犯错误。任何人类行为都会有局限性，成败往往并非取决于行为的理性程度，而是取决于趋利避害的时空尺度是否得当。人类也不该随意蔑视“动物精神”，能够成功凭借趋利避害本能的那些物种无疑将比人类更长久地在地球上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