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维：从经济新常态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语：从提出经济新常态，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判断以及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方针。经济学对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应该落脚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核心目标上来。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理解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是中央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因此，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对新常态有明确的认识。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极度扭曲，经济效率低下，甚至居民的基本消费品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过去扭曲的资源配置在市场中被逐步优化。在产品市场，企业在需求导向下生产，满足着消费者的多样化需要；在要素市场，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矿产品从低效率使用者手中转移到有更高使用效率、从而出价更高的行业和企业。亿万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转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商活动；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从事着企业经营及社会管理；专业人才进入其专长的职业及岗位，带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以自身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

资源的优化配置，激励机制的形成，加上充裕的劳动力，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改革前资源配置越是扭曲，经济效率越是低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增进的效率就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但是，随着过去扭曲的资源配置在市场化进程中的逐渐优化，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即“帕累托改善”空间或“改革红利”——日益缩小。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从2013年开始下降，“人口红利”也逐渐减少。

“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中国有效生产能力或总供给增长开始放慢。随着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有效生产能力的扩张空间还会进一步缩小，经济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放慢，最终进入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的由高速到中高速，再到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的一种增长常态，也即权威人士日前在《人民日报》的采访中所形象表述的“L型增长”。

 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总供给的增长受限

如前所述，随着“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下降，有效生产能力的扩张或总供给的增长会相应放慢。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有充分的需求，受总供给增长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放慢，并以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为限。

至少在最近一两年，中国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如何判断总需求是否不足？各国通行的方法是统计劳动力是否充分就业，即除了因低效率劳动力市场导致的“自然失业”外，是否所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愿意就业的劳动者都已就业。如果已充分就业，意味着最重要的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此时所达到的实际GDP就是该社会能够达到的最大化产出或极限产出。此时，即使闲置了大量机器设备，发电量、运输量减少了，只要劳动力已充分就业，就不存在总需求不足。

按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数据，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数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2014年已经开始减少，比2013年少了1512万人。而按国家统计局新的口径，以16-60岁的劳动力计算，2015年比2014年末减少了487万人。并且按此口径，中国劳动力人口的绝对量已连续第4年下降，2015年减少的幅度是近年来最多的，预计未来数年还会减少更多。

因此，即使经济增长放缓，当前面临的也不再是就业压力，而是愈演愈烈的“招工难”以及随工资普遍上涨带来的“用工难”。2015年，除东北三省外，全国至少已有23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其中，上海、深圳两地最低月工资水平已过2000元大关。国家统计局对93万多家企业调查显示，调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15年首次突破5万元，同比名义增长7.3%。

当然，因行业、地区、技术等原因发生的职业转换会带来短期失业，某些地区、行业因劳动力过度供给也会出现失业甚至是较严重的失业。但在宏观层面，中国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目标，过去十多年，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左右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即使存在因长期刺激投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所积累起来的机器、设备及其他设施的大量闲置，由于劳动力是充分就业的，所以也不意味着总需求不足。

综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受到现有生产能力扩张或总供给增长的限制。因此，维持中国经济较高速度增长，并不需要刺激总需求，只能通过供给侧方面的改革，增加有效生产能力，扩大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