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

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齐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产生新的飞跃：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开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长期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对帝国主义并没有本质的了解。下层劳动人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洋鬼子”可恶，上层的知识分子则“学西方”，但不了解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李大钊已开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这个词见诸报端可能很早，如1901年有一篇名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的文章，把帝国主义解释为强盗主义。又如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也提到过“民族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词。但是，像李大钊这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地提出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罕见的。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上述情况，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科学论断：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④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使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五四”前夕，李大钊撰写的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明确地向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指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⑤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重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

李大钊在论述十月革命的论文中，便指出它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中国工人、劳动者在“六三”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力量，更引起知识界的重视。1920年5月，李大钊在《“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中，希望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不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大量的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到革命实际斗争中去。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新、旧民主主义的不同。

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新民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接着，他又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一些论点和这些思想是相吻合的。

在李大钊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应该纪念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丰功伟绩。李大钊同志生前写有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两句名言，真正是：铁肩担共产主义思想道义，妙手著马列主义文章。对于他的道义、文章，我们应该多方面、深入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因为它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⑥这些“遗产”、 “丰碑”不仅对当代的人有现实意义，而且是教育子孙后代的好教材。

注：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94、595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01页。

⑥ 转引自《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