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2）

十年教授，开拓前沿

1950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阳光和对海外学子的强烈召唤，程开甲谢绝了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开启了他实现科学报国之志的人生旅途。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他长谈了一次，知道他决心已定，便叮嘱他：中国现在很苦，到了埃及，自己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他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后，程开甲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当时，中国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物理系确定开展金属物理研究和筹建专门化，任务交给了施士元和程开甲两人。

为了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他放下架子，主动向青年教师学、向工人师傅学，还专门到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向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先生学习内耗理论与实验。1950~1960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余篇内耗研究论文，开创了国内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他提出了普适线型内耗理论，对内耗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他与同事共同研究了二元代位合金体系、面心立方金属间隙原子的内耗理论。同时，对tomas-Fermi统计、正则系综分布函数、弛豫过程普遍理论、辐射理论、布朗运动、电子集体振动、极化子、细晶粒再结晶等进行了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1952年，程开甲提出了入党申请。1956年7月，南京大学党委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成为南京大学的第一个“高知”党员。

1956年3月，程开甲作为国内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专家，参与了国家 “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研究制定；10月，他又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高教部组织的赴苏考察。

1958年至1960年，程开甲根据组织的安排，再次和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参与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的筹建。他们自己动手，研制成功了一台双聚焦β谱仪，测得了元素的衰变曲线，这是南京大学第一台核物理实验仪器。不久，他们又完成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为南京大学核物理发展打下了基础。

扎根戈壁，隐身为国

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多年。

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为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结果，高兴地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担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44岁的程开甲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从此，他将全部精力投身到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最后回到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核武器研究所改为研究院，他任副院长，直至1977年。20多年里，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三十多次核试验任务，而且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以该理论为指导，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指导建立核试验测试诊断的基本框架，研究解决核试验的关键技术难题，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支持了我国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