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强：构筑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战略支点

习近平同志在“科技三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我在学习中理解，从整个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体系来讲，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就是三大战略支点。

以国家实验室为依托，引领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对本国甚至全世界科技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十分重视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建立了庞大的国家实验室体系，主要隶属于能源部、国防部、航天航空局、国土安全部等联邦部委；投入力度非常大，国家实验室的年度经费总额约占整个联邦政府研究与开发经费总额的1/3；建立了高效灵活体制机制，主要采用“GOCO”制度（国有民营），实行目标任务合同制，重大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以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为例,实验室成立于1931年，是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的跨学科综合性科研机构，由加州大学负责运行，拥有40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等，已产生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7位国家科学院院士、18位国家工程院院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技术研究的国家科研基地体系，基本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学科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其中，“国家实验室”处于我国科研基地体系顶端，级别最高、数量最少、投资最大、综合集成能力最为显著，目前包括已建和筹建的共19家。实践证明，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我国科技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相比美国等科技强国，我国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资金投入、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国要建设科技强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就需要在重大创新领域建设一批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的国家实验室，推动我国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发展。

以研究型大学为基础，全面增加科技供给。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最新前沿科技研发的中心，起源于欧洲，传承发展于美国。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是最早的研究型大学，首创了学术自由、科研与教学融合的办学模式。美国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和模式带回来，于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开端。二战期间,美国一批研究型大学作为科研主力参与了雷达、原子弹等关键国防项目的研制，为美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扶持、立项培育、重点拨款等方式，对一流研究型大学进行长期、系统地资助。特别是其科研经费管理理念和制度值得借鉴，将“人”的作用放在第一位，将“物”的作用放在第二位。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规定，教师在申请联邦政府项目时，根据实际需要列支预算，可以从科研经费中支取工资，这样教师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潜心科研和教学。

20世纪末以来，我国相继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加大了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力度，大学研究能力持续增强。从英国《Nature》杂志提出的衡量国家或研究机构基础科研产出的指标（自然指数）来看，2014年美国排第一，中国排第二，德国第三。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研究型大学投入仍然偏低，“行政化”和“官本位”，管理科研人员的婆婆很多，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不合理，条条框框太多等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