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长征，真理是鲜血洗出来的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论中国海权》《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中国地缘政治论》《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等著作。

记者：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官兵遭遇的苦难不计其数。红军为什么能在如此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找到正确的路线，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

张文木：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此后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

困难是进步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往往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路上，他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和平时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相反战争时期就比较容易找到真理。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迅速将错误认识和观念抛弃而将正确的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是用鲜血洗出来的。1934年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红军主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两个人中就有一人牺牲。在一次次失败，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失败中，我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

记者：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张文木：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避免了重蹈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也证明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长征是应该往四川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再次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长征在残酷的实践中帮助中国共产党筛选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8000多人。长征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的检验。人少了，但思想统一了，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下。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记者：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的艰险世所罕见。有人曾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定地说：“跟着走！”在中国革命最低潮时，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与党在一起，其表现出的党性修养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有何教育意义？

张文木：长征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长征初期，最早出发的是粟裕和方志敏的部队。不久，方志敏就被捕了。在狱中，方志敏写道：“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长征路上，不管党的路线是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无数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正是因为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始终不渝地看齐追随，才使得我们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事实雄辩地证明，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今天，对于我们共产党员而言，也要学习长征中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起排除万难、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