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纪律、牺牲——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2）

钢铁铸就的纪律

即便是曾经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的西方人也不得不钦佩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万里长征，认为其堪称人间奇迹。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这个胜利来自于绝大多数红军将士坚强有力的团结一致，是钢铁般的纪律锻造了钢铁般的队伍。陈云曾化名“施平”在《共产国际》上介绍长征的红军将士们：“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的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的命令则绝对执行。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所以这次伟大的西征才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传统，我们要求每个兵士都要遵守。” （董必武等：《红军长征记》第47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然而，在长征路途中，党内军内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发生了多次激烈斗争。且不说遵义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就是在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军事行动失利之后，依然有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是毛泽东将红军带入绝境，多次提出撤换毛泽东。特别是土城战役失利，引发一些官兵对毛泽东的议论和不满，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则让中央红军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960年10月22日，斯诺问毛泽东：“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回答，“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裂和被迫北上称为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的时刻。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在长征路途中发生的这些论争，都涉及如何提高党员组织纪律性的问题。长征路途上发生的这些斗争表明，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奠定了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基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助于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一个共产党员不会因为确立了政治信仰而不犯组织纪律性的错误。也就是说，解决了政治信仰方面的问题后，共产党员还要进行党性锻炼，增强组织纪律性，团结一致，方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就是与他长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大搞宗派主义分不开。他无视党的组织纪律，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分裂党中央的政治性错误，给红军尤其是他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的长征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坚定革命信仰的同时，必须不断增强有助于实现理想信念的组织纪律性。

长征昭示我们，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事业胜利的坚强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富有战斗力，是因为它是由严格的组织纪律巩固下来的政治组织。党组织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的，由于每个人的阅历、经验、出身、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难免不同。问题的关键是，在党员个人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与党组织的决议不一致时，依然能够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这是最为可贵的。当一个党员个人正确的意见没有马上为党组织所接受，没有上升为党组织的决议时，他可以坚持向组织陈述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以待未来实践作出检验。但党具有严明的纪律，绝对不允许任何党员为一己之见、一己之私而背叛组织、分裂组织，绝对不可以不执行党的决议，绝对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组织决定的言论，绝对不可以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毛泽东比一般的党员更早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一直在党内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一直在党内启发教条主义者的觉悟，努力维护着党的团结。而张国焘则狂妄自大，固执己见，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的决议，命令全军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南下。对比两人的纪律观念和党性修养，高下立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扭转这种局面，就会影响党的战斗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严明党的纪律做出一系列新的规定。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党中央强调规矩意识，第一位的是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将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全面部署，必将开辟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