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太光：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评判不可缺席（3）

三

这就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即批评范式转换的问题。

为什么要转换批评范式？原因很简单：上述评论界的种种怪现状，是1980年代以来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批评范式“西化”和“新潮”化的结果，因而，要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就要转换这一批评范式。关于这个问题，有“新潮”评论家认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叫批评家的，“那时候批评家大部分是官员，要么是杂志主编，要么是报纸主编”，“他们做批评不是看小说写得好不好，而是看是否符合文艺政策”，“那个时候，批评家有生死予夺的大权。一部作品被一批评，这个作品可能就坏了。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有很大的影响，那就飞黄腾达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这段略显戏谑的叙述，展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文艺批评的基本状况：由于文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核心事业，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重视的结果就是深度介入、强化领导，强化领导的手段就是加强文艺批评。因而，那时的评论家，大多是党和国家文艺领导部门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有的甚至是高级领导人员，比如周扬，在建国后曾任分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但他同时又是举足轻重的文艺评论家。茅盾、林默涵等人，也大多如此，既是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又是不可或缺的优秀评论家。

这种批评范式在新中国初期的文艺建设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文艺，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问题，比如文艺批评有时演变为政治批判乃至阶级斗争的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了一定的伤害。因而，新时期以后，伴随着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和国家也适度地从具体的文艺批评领域退了出来，逐步将具体的文艺批评让渡给大学教授、相关部门的管理、研究人员，使其逐渐专门化、职业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谓“新潮”评论家，一方面通过“重写文学史”等方法，重估“革命文艺”，逐渐将其边缘化乃至污名化；一方面通过褒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及其代表作家，树立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审美领导权的更替，而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评论界的声望与权威。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潮”评论家还是很有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的，这使他们的评论不仅“新潮”，而且也有一定的“水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深入，随着消费主义流行，这种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也逐渐云散，这种专门化、职业化的批评范式也逐渐失效，文学批评门槛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随意，逐渐市场化、世俗化乃至市侩化，大致到19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就已风光不再。

由于一些“新潮”评论家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审美领导权取代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因而，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仅不能保持客观，而且还相当偏执。比如，在“重写文学史”时，他们对革命文艺几乎全盘否定，而对与他们“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则不遗余力地予以褒扬、肯定。比如，在谈到“红色经典”时，有“新潮”评论家一口咬定“这个概念不科学”，因为，“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 ，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在这里，时间长度是经典与否的唯一标准，然而当谈到他们的“同时代”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或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时，这个时间标准就失效了，他们就不假思索地将贾平凹的《秦腔》与沈从文的《长河》比肩，将余华的《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并排，直言“《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对余华来说，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的创作奇迹”。这样高的评价，简直比经典还要经典，可他们可能忘了，这两部作品距离他写评论文章不过几年时间，真不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将其奉为“经典”的。这种只看重“同时代人”的偏执，也是当下批评标准混乱的一个表象。他们对70后作家的评论，也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又到了文学范式和批评范式调整的关键时期。因而，对当下的评论家，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批评的青年评论家而言，第一要务并非文本细读，而是批评范式的调整，是审美领导权的更替。如果我们无法在对包括“革命文艺”在内的所有优秀文学遗产进行有效继承的基础上实现批评范式升级和审美领导权更替的话，即使细读一切文本，在文学的疆场上，我们仍将一事无成，仍将是彻底的失败者。反之，我们可能会遭遇困难甚至失败，但我们也可能创造一个新世界。

何去何从？这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智商，更是我们的勇气。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