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德治协同推进机制的构建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这一重要表述，深刻指明了构建法治和德治协同推进机制的重要性。法治和德治协同推进是我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大举措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构建法治和德治协同推进机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治理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面临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现实挑战，我们应当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三个层面着重思考如何有效协调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层面：将完善全球治理制度与走和平发展之路相结合

作为主权国家，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针对当前国际社会的霸权现象、公平正义的缺失、全球治理机制有待完善的实际情况，法治和德治协同推进的机制构建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作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体量巨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坚持多边主义，遵守国际公约，推动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同时，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引导作用，尊重各国的道路选择，所谓“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以期实现共同治理，完善全球治理的制度保障，为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古代先贤倡导的德治不仅指向国内事务，亦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作出明确表述，诸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国虽大，好战必亡”等等。各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应从不同文明、文化中汲取共同推进世界和平共处的精神动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始终奉行“永不称霸，永不搞扩张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既想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也想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仅要自己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应该大力推动和平解决其他国际争端，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外交辞令，更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

国家治理层面：将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于国家内部治理而言，法治和德治协同推进机制的构建就是要将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也即运用法治化的思维和方式推进、完善不适应改革实践要求的制度建设，使得制度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得制度能够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个人、某利益集团的基础之上，从而陷入“因人成事、因人败事”的怪圈。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言，党和国家将继续以经济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通过经济建设带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因此，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即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建设创设良好的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用制度规避或化解矛盾、解决矛盾，用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然而，制度本身不是万能的。如前所述，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单纯靠制度（或法治）治理国家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治理不好国家的，这就需要德治的介入。因为，如果“制度设计过于片面强调对权力进行制度约束，而忽视了人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有可能使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在这种机械化的体制中完全放弃自身的道德修养与追求”。也因此，需要道德建设去完善制度设计或制度建设的不足。然而，时代不同，道德建设（或德治）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现阶段，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应在于“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让道德建设成为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