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唤醒中国的领导力（2）

中国正在激发全体干部的改革力

领导力危机已经成为一场全球范围的危机。

“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力空前匮乏的时代。”有学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刊文指出，从多个指标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这本该是最有利于产生伟大领导人的“时势”，也有不少西方领导人有成为“罗斯福”的宏愿，但最终，我们并没能看到新时代的“罗斯福”。在不少国家，领导人是旧貌换新颜，但在政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除了咒骂银行家贪婪和威胁提高所得税外，几乎没有领导人能拿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方。

反观中国，习近平正在励精图治、日夜兼程带领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奔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刊文称，“我们相信习近平的确在进行根本性变革”。“习近平是一个致力于为中国未来修建一条独特道路的严肃认真的改革者”。

习近平认为，强大的领导力取决于正确的战略方向选择，也取决于领导团队强大的行动力。古人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知行合一，贵在行动。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的干部队伍人数庞大，但面对举世罕见的改革发展任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且不出事的干部仍然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习近平深知治国理政的精要，首先就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当前中国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多次指出，领导干部不作为、不善为和不能为，仍然是当下中国干部队伍主要的缺陷。

为了激发干部的领导力和行动力，让他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下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习近平采取了多管齐下、辨证施治的方法，中国的官场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平平安安占位子、舒舒服服领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中国民众对那些不作为的“太平官”长期尸位素餐，是非常反感的。如果听任官员们“不作为”，或者容忍他们在岗位上让“改革空转”，绝不只是造成中国改革停滞不前，还会让中国复兴事业丧失机遇。

习近平对“为官不为”现象十分重视。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还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2014年以来，中国已有数以千计的领导干部因懒政怠政等“不作为”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同时，中国审计部门也加大了对“不作为”问题的审计力度。制度正在发力，效果已经显现。然而，解决“不作为”问题，除了要强化问责机制，也要通过政治教育立根固本，让干部挺起精神脊梁。

习近平提出，“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为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领导干部“不善为”不同于主观上“不想为”。很多干部是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的，但在新形势下面对新问题，仍习惯沿用老思路老套路工作，或者多端寡要，不知所措。结果是做了大量无用功，还把自己搞得很辛苦，陷于蛮干盲干，最后事与愿违。习近平曾形象地形容这种现象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勇气可嘉，却是莽撞和不可取的。

为了破解领导干部“不善为”问题，习近平提出，既要对干部部署“过河”的任务，又要指导解决“桥与船”的问题。这其中的重点是帮助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升其领导艺术。

创新是解决“不善为”问题的关键，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则是前提和保证。一些领导干部“不善为”，正是因为忽视了执政党长期以来积累的执政经验、工作方法和政治规矩，需要重新“回炉”、重温著作，对照改进工作方法。

习近平高度重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要求各级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习近平要求中国的党政干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民族的思维能力，促进治国理政水平的提高。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想提升领导和管理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先进的理论思维须臾不可或缺。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求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提高五大思维能力——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

人们常说，不要把正确的梯子架在错误的墙上。领导者很多时候工作进展不顺利，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运筹安排不当。

领导干部如何总揽全局、合理安排、做到心中有数、应付自如？这种领导艺术被毛泽东称为“弹钢琴”。

毛泽东在1949年3月撰写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中共领导干部要学好这一工作方法：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

习近平十分推崇这种“弹钢琴”式工作方法。2014年2月，他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专门谈到了自己的治国方法就像“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2016年初，习近平又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全党重温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其深刻用意，就是要让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弹钢琴”式的科学领导方法，真正解决好“不善为”问题。

治理中国这样复杂的大国，没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政治训练和专业培养的管理人才，是不可想象的。习近平对此感受深刻。他多次强调，领导工作要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把握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识性、专业性要求。

中国领导干部“不能为”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专业知识、缺乏治理本领，工作中显得能力不足，心里发虚。

习近平对于干部“不能为”病症，采取了加减法同时上马的治疗方法。

所谓做加法，就是倡导干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通过不懈学习增长才干。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了“本领恐慌”问题，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他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为了指导领导干部抓学习，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当然，习近平并不希望干部拿学习来装点门面。他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所谓做减法，就是狠下心来，裁减一批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干部，让才不配位的官员腾出位子来。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导致中国的领导干部一旦任职达到一定的行政级别，除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行政级别一般只会上升，不会下降。这让一些“不能为”的干部产生了侥幸心理，也让更多能干会干的干部只能“苦熬资历”，难以迅速施展才华。2015年6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强调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规定》意在坚决治理中国的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痼疾，是中国干部管理制度上一个历史性突破。这一制度的实施，将让机关不养“庸人”成为一种政治生态，官员混日子的舒服劲将一去不复返，督促了领导干部自觉学习，不断上进，以解决自身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中国的复兴大业不会一帆风顺，其过程肯定还有难以预知的风险和挫折。习近平要求中国的领导干部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腾，不反复，用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习近平形象地比喻干部要拿出钉钉子一样的执行力：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