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津：以财税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到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税制度，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紧紧围绕中央确定的三大任务推进财税改革，既有利于财税改革形成贯通接力、稳定聚焦的体系，也有利于财税改革整体性融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工作大局，从更深层次上发挥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以“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以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精神持续推进。一是强化预算法规在政府决策施政中的权威作用。要把新《预算法》置于“经济宪法”的权威位置，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政府收支行为，不断提升政府依法理财的水平。二是把预算管理制度融入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要让预算管理制度伴随财政资金，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密布于政府治理的肌体。三是推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向下延伸落实。安排具有统筹调度、督查考核、试水实操、业务指导等职能的工作实体牵头主推财税改革，让改革走出从文件到文件、从材料到材料、不接地气、难以落地的困窘，以防止总在改革的理念、原则、方法上“坐而论道”，把功夫下在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能落地的成功范本和样板上。在改革大面积落地后组织开展检查评估，防止改革落空或走偏。

按照“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目标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当前的税制改革重点锁定了六大税种，主要包括属于间接税的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属于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其推进路线是通过调整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重来实现税制结构的优化。一是要让税制改革成为化解经济运行风险的“稳定器”。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抓紧健全地方税体系，将有力推动解决地方主体税种缺失、财政减收压力剧增、影响自主发展动力的问题。改革中应尽可能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比较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使地方获得比较稳定、充足和可统筹的财税收入来源，走出因财力捉襟见肘而影响经济内生动力、加剧金融风险积聚的境地。二是要让税制改革成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税制改革必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一方面，利用税收调节的引导机制和杠杆作用，推动各类社会资本“脱虚向实”；另一方面，要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减轻实体经济的税费负担。三是让税制改革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调节器”。让税制改革与金融、土地、投资、立法等多种手段协调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当将分类税制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把基础扣除与专项扣除结合起来，可考虑将养老、二孩、房贷利息等家庭负担纳入抵扣，调高、稳中、补低，使不同群体的承受能力与税收负担基本匹配，尤其是发挥个税改革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作用。

以突破利益藩篱的决心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基础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关系到政府执政和施政能力的提升，影响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是财税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一是要亮家底、建清单。采取编制部门按照职能查、财政部门顺着资金查、政府所属部门翻开家底查的“三结合”方式，把分散在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事权底数摸排到位，以“一个部门一本台账、一项权力一份清单”的方式，把各项事权“一揽子”摆到改革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之下。二是要统起来、分出来。打破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干扰，按照“权、责、利、效”相统一的原则寻求最大公约数，适宜上收的主动上收，适宜下划的坚决下划，适宜共担的合理共担，适宜交给市场的尽快剥离，尤其要避免“搁置争议”或共同事权无限扩大造成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回到原点。三是要靠法治、促规范。针对多年来各个职能部门以红头文件划分事权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积极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进程，让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四是要牵一发、动全身。将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与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积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相关部门职能调整，加快研究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进一步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理顺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为更好地推动财税改革，关键是要改变传统思维观念和方式，进一步强化理财意识、风险意识、绩效意识、监管意识，引导意识、信息意识，充分体现财政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北京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