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戍杰：打造中国经济新循环（2）

二、中国经济循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

1.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是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在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环境承载力较为丰裕的条件下，资本通过外延式积累吸引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就可以带来社会整体效率的改善。此时，制约经济增速的瓶颈在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而我国过去近40年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就是缘于逐步形成的一套经济循环，打破了资本数量扩张的瓶颈，称之为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

“实体经济内部”循环，表现为“资本外延式积累—农村劳动力转移—利润和工资—消费和资本外延式积累”，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路径。具体而言，资本的外延式积累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创造的价值分解成利润和工资，并在市场上交换，最终表现为消费和资本数量的进一步扩张。在这一循环中，企业自身积累存在瓶颈制约，其他子循环分别从资本数量、市场需求、外部效应三方面加快了积累过程。

“实体经济—金融”循环，表现为“劳动力转移—房地产—金融—资本外延式积累—劳动力转移”，打破了资本数量对积累的制约。具体而言，劳动力转移带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并通过虚拟资本属性扩大金融总量，撬动更多货币资本投入实体经济。随着实体经济发展，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且收入上升，房地产需求增加，又推动房价上涨。

“实体经济—房地产”循环，表现为“劳动力转移—房地产—资本外延式积累—劳动力转移”，打破了市场需求对积累的制约。具体而言，劳动力转移促进房地产发展，房地产的开发、生产和消费又通过其商品属性，直接扩大实体经济相关产业的需求，促进资本外延式积累，并进一步带动劳动力转移。

“实体经济—政府”循环，表现为“资本外延式积累—劳动力转移—房地产—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外延式积累”，打破了外部效应对积累的制约。具体而言，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充足的资金并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效应，避免因基础设施缺失导致利润率偏低，制约积累。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促进城镇化进程。

2.经济新常态下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运转不畅。数量扩张型经济循环虽然带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一定的生产条件和需求条件为前提。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上述条件已不再具备，从而导致结构性失衡，造成旧有的经济循环不畅。

“实体经济内部”循环不畅，出现结构失衡。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环境承载力逼近上限，依靠低工资、高污染的外延式资本积累已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工资上涨带来消费升级，商品质量更受关注，导致一部分商品价值难以实现，另一部分消费需求却未能满足，海外消费规模迅速攀升，出现过剩与短缺并存。

“实体经济—金融”循环断裂，出现“房地产—金融”自循环。由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利润率下降，货币资本更多进入部分热点地区的房地产而非实体经济。这些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恶化了实体经济的相对利润，诱导企业资本与个人储蓄继续流入房地产。

“实体经济—房地产”循环放缓，全国层面通过房地产拉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潜力下降。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中后期，户均住房拥有量超过1套，房地产实际居住需求在总量上不断递减，三、四线城市出现较高库存，在部分地区紧缺性需求和透支性需求仍然存在。

“实体经济—政府”循环效益减少、风险增加。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存量扩大，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递减。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实际居住需求下降，政府未来土地出让收入与抵押融资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房地产—金融”自循环虽短期提高房价，长期却增加了政府债务风险。

3.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是打造经济新循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资本积累要从数量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们的需要。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要打造一套新的经济循环，突破资本结构升级的约束，称之为质量提升型经济循环。这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重构“实体经济内部”循环。要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促进技术进步，不断适应需求升级对商品质量要求的提高，即“资本内涵式积累—劳动力转移—工资上升—需求升级—资本内涵式积累”。内涵式积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新生产部门，二是用新技术升级旧生产部门。

重启“实体经济—金融”循环。要重新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通道，让货币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的新部门或旧部门中采用新生产方式的企业，促进生产要素从实体经济中的旧部门和采用旧生产方式的企业，转移到新部门和采用新生产方式的企业，优化经济结构。

重建“实体经济—房地产”循环。要让房地产回归居住需求，在平稳发展中继续对实体经济起到带动作用。要改善房地产发展的区域格局，与城镇化的实际需要相适应。要抑制“房地产—金融”自循环产生的泡沫，改变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相对收益，避免经济由实入虚。

重塑“实体经济—政府”循环。政府要逐步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减少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更多支持新产业和新企业的发展，更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科研创新，创造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