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苦难与动乱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波澜迭起的革命时代。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出现稳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回首百年，有人感叹，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良之路该有多好，遂有“告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然而，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

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选择改良、避免暴力对抗为一般常情。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陆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不能维持民生，国家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历史是给了改良机会的。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再到辛丑之耻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运动，试图通过局部的改良来挽救将倾之大厦。客观地说，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说毫无成就。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会期待落差巨大。清政府期望通过细枝末叶的改良，将无所不包的君权法制化，为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赋予了皇帝极大权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丧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短短的4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革命已是民心所向。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却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国家依然处于虚弱和无序状态。在国际上，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逼签屈辱的“民四条约”，到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而未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中国依然是一个被人欺侮的国家。国内则是政争不断，连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国民革命兴起。“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两大口号，反映了社会外争主权、内争民权的两大诉求。在国共联手的北伐战场上，国民革命军摧枯拉朽般地把曾经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队击垮。

然而，在北伐战争尚未成功之时，国民党便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国民党掌权后，依然未能解决内外危机，并迅速蜕化为特权阶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起革命旗帜，代表最广大人口的工农，以工农革命相号召，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三场革命，皆有其发生的社会基础。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实为造就革命之因。非革命难以救亡图存，非革命难以改造社会，首先成为中国社会先进分子的意识，并进而成为普通民众的共同意识。我们看到，革命的推力大大加快了近代中国的进程。辛亥革命一举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成为可能。

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对民族平等的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人们向往着一个没有屈辱、没有战争的平等的新社会。在这一追求过程中，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然而，作为处于和平时代的，在相当程度上分享着革命成果的后人，对于前人的追求和选择，难道我们可以作脱离历史实际的苛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