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澄：警惕科技文明背后的科技风险

人类社会化程度越高，科技知识、技能越丰富，自然风险造成的灾害就会越低，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正相反。如何防范进而根除科技风险带给人类社会可能的灾难后果，也许可以从社会哲学、社会文明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人类历史的进程深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几百年来，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们不断扩大活动的范围并刷新对世界的认识。

在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在积累不同的反应。人们发现，核扩散、环境污染、疾病、战争的规模等等，并没有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失，甚至有的越来越严重。当人们感觉自己已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越来越能够征服自然的时候，人类自己产生的科技文明却隐藏着无限的风险。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里这样描述农药对人类环境的危害：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此书激起了全世界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幸的是，她也受到农药制造商的强烈抵制和人身攻击。

科技风险、风险社会研究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发展为一个热门领域。科技风险概念形成的过程，大概包含了这样3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是对于核武器、杀虫剂等等问题的讨论。一方面，讨论范围小，主要是在专家的范围内，民众并未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讨论的主题也相对窄。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和技术反对者参与其中进行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工业污染、公共卫生等，因此引起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焦虑。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由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造成大量放射性核物质泄漏，使得科技风险的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关注的焦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科技风险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核辐射、环境污染、疾病逐渐扩展到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研究和讨论也不断深化，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都参与其中。随着高科技以及其带来的后果和负面影响越来越多，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风险是全球性的，一旦失控，大家都是受害者。因制造风险而获利的团体，同样承受着科技带来的风险威胁。科技带给世界的负面作用推动着人们思考科技与人类社会的新关系。

科技风险只是风险社会、风险文化中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德国（西德）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他的《风险社会》。贝克风险理论的出现改变了风险问题讨论的方向，提出了一种认识社会的新视角，对现代化的反思，为进一步广泛地讨论奠定了基础。贝克的理论打破了传统科技神话以及工业发展积极作用的思维模式，使人们进入一个反思的时代。英国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德国尼克拉斯·卢曼《风险：一种社会学理论》等理论也相继提出，在西方公共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学者刘益东研究员，突破双刃剑思维，提出了“致毁知识”的概念。指出了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对称，不能抵消，一旦失去控制，将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认识科技风险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视角。

风险与自然灾害不同，风险是尚未发生的灾难，是一个可能性概念。现代社会的分工和不同功能系统中的决策是风险产生的难以消除的根源。复杂性、偶然性、不可知和不确定性是社会功能体系的组成，也预示了风险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应警惕这样的思维观念：我们现在只需掌握更好的技术、更多的知识并更准确地重建联系，就可以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实际上，人类社会化程度越高，科技知识、技能越丰富，自然风险造成的灾害就会越低，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正相反。

如何防范进而根除科技风险带给人类社会可能的灾难后果，似乎还无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通过利用现代工业社会的自身制度性功能来处理和解决看来是不可能的，也许人们可以从社会哲学、社会文明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