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投票悖论与公共选择

但凡面临公共选择，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投票，认为只有投票才能保证结果公正。的确，公共选择不同于私人选择，你个人选择买什么样的住房与他人无关，用不着别人投票。可公共选择关乎公共权益，当然需要尊重民意。可问题是：民意表达是否一定要通过投票呢？

我的看法，投票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但并非唯一的方式，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何以见得？让我们看经济学怎么说。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的最高准则是“一致同意”。可他又同时指出，由于人们的利益存在差别，要求“一致同意”会产生昂贵的成本，甚至有可能达不成任何协议。舍优求次，于是只好降低同意的“百分比”，比如从100%同意，降为80％、70％，或者是51％，这样就形成了“多数同意规则”。

相对于一致同意，“多数同意”显然可降低决策成本，但由于每项决策都是在有少数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这样又难免使公共选择带有某种强制色彩。而对此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民主”选择的过程，它虽然使少部分人受损，但却可让大部分人获益。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仍不失为一个“好”的决策。

可法国学者孔多塞却不这样看。孔氏怎么看？让我借助下面的例子解释：假定有三家公司同属一主管部门，现在主管部门决定将其合并为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将从三家公司现任经理中产生，他们分别是牛经理、杨经理和马经理。可供选择的方案有：职工普选（A）、主管部门任命（B）、按资金实力确定（C）。最终到底采用哪种方案，由三位经理采用投票的方式决定。

以上三个公司中，牛经理公司职工人数最多，资金实力最弱，与主管部门领导关系还行。因此，牛经理会希望职工普选，最反对按资金实力确定。杨经理公司职工人数最少，资金实力居中，但跟主管领导关系“铁”，因此他赞成主管领导任命，而最反对职工普选。马经理公司资金实力最雄厚，但与主管部门领导积怨很深，因此他最赞成按资金实力确定，反对主管部门任命。

现在有趣的事发生了。按多数同意规则，三个投票者中总有两人认为方案A优于方案B；方案B优于方案C；方案C优于方案A。如此一来，哪个方案最终通过则取决于投票的次序。比如先对A和B投票，牛经理和马经理更偏好A，则A方案通过；若先对A和C投票，马经理和杨经理更倾向C，则C方案通过；若先对B和C投票，牛经理与杨经理更倾向B，于是B方案通过。

这一有趣现象，最早由孔多塞发现，后来美国学者阿罗又作了进一步研究。他发现，如果让两个以上的投票者就两个以上的方案表决，就有可能出现循环的结果，而且出现的概率会随着投票人数和供选方案增多而上升。经过严格数学证明，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任何多数同意规则，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投票结果符合多数人意愿。此结论学界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或“投票悖论”。

阿罗的“投票悖论”对人们无疑是一种警告。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公共选择固然要尊重民意，但尊重民意未必一定就要投票，我们不必迷信投票，更不可唯票是举。事实上，正如市场可能失灵一样，投票也有可能会失效。尽管失效的概率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阿罗的警告无足轻重。我们知道，飞机失事的概率不到万分之一，但一旦掉下来对乘客可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不知读者是否赞成阿罗的观点，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再作三点补证：

第一，关于阿罗“多数人同意”不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的结论，这里可用一个真实的例子佐证。20多年前，我家乡的父母官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希望发展多种经营，具体说就是在珊珀湖搞珍珠养殖，经集体投票，结果多数人同意办起了珍珠养殖场。可不料几年下来珊珀湖被严重污染，村民怨声载道而群起反对，于是10年前又不得不叫停。

第二，按“多数人同意规则”选出的官未必就是好官。古人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谓造福一方，是说当官要为老百姓办事。问题也在这里，官员只要办事就有可能得罪人。办好事会得罪坏人，办坏事会得罪好人。读者想想，要是官员的职务晋升完全只看选票，当官的谁会去得罪人？若一个官员为了不丢选票而不办事，碌碌无为，充其量就是个好好先生，当然不是好官了。

第三，投票竞选必然产生成本，而且成本会呈递增趋势。从经济学角度看，投票竞选类似于市场竞买，谁花费的推介成本高谁就有可能胜出。正因如此，竞选成本必不断攀升。以美国为例。我看到的数据，1980年美国总统的竞选成本是1.62亿美元；而到2000年则上升为5.29亿美元；到2012年又上升到20亿美元。要知道，竞选成本是非生产性费用，成本过高对社会无疑是浪费。

写到这里有一点要说明，我说民意表达不一定要投票，但我并不反对投票。前面说过，投票也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若供选方案和投票者不多，需投票表决当然可以投票。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公共选择不能只靠投票。民意表达其实有多种方式，除了投票，民主协商也是重要方式，而且更符合中国国情。我这样讲读者能同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