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在国际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以“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理念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发出了中国倡议，提出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浓缩了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承载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智慧，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4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和认同。继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近日又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再次纳入到“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中，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内在的中国主张凝聚了国际共识。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思维范式，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解读。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形成新型国际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归属性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异，也决定了国家间对外经济关系根本目标的差异性。

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其将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对高额利润的攫取。从国与国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早期的对外贸易、殖民统治，还是当下盛行的资本输出、金融垄断和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为了从他国获得高额利润。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时，总会附带上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方面的条件，谋求实现最大化利益。根据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必然产生两个对立面：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方积累，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方积累，最终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当前，全球多数贫困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曾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需要积极调整与他国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国际国内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开始塑造排他性强的、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与对外投资新规则，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受到极大削弱。“一带一路”建设既为中国创造了通过商品交换、资金输出、技术交流以及劳务输出等扩大开放的机遇，又为中国提供了与沿线各国增进了解、改善经济关系的机会。

此外，通过“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和国际交换之中，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环环相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出口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引进他国先进技术或产品，可以实现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这也是中国为适应国际国内生产力变化，就对外经济关系做出的积极调节和主动适应。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当前，在生产力层面，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和结构性调整阶段，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处萌芽阶段，再加上近期发达国家出现的政策不稳定因素，全球经济增长形势仍不乐观；在生产关系层面，一方面，相对落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生产力格局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国家对这种经济全球化疑虑重重。现在，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矛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调整和变革的制度弹性，但这种制度弹性又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和桎梏，导致全球生产关系失序格局无法从根本上纠偏。因此，从这个意义说，“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形成新型国际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