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走向

《新青年》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走向

——百年回眸《新青年》

摘要: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9月出版的第二卷起,该刊改名为《新青年》)。一百年前《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创刊及其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北京大学国文门第四次毕业典礼集体照,前排左起依次为: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新青年》创刊号

主 持 人:记者 户华为

特邀嘉宾: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郑大华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张宝明

鲁东大学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俞祖华

编者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9月出版的第二卷起,该刊改名为《新青年》)。一百年前《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创刊及其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走出传统、对接现代趋向的接续,又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百年走向,进一步推动着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保守走向进步。为更好地诠释、解读《新青年》的思想遗产,更准确地体认、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并增强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本刊特邀请郑大华、张宝明、俞祖华三位近代思想史专家就“《新青年》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走向”话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从封闭走向开放:《新青年》的文化开放观念

主持人:《新青年》的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既是中国文化一步步走向开放的产物,同时又将中国文化的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近代学习西方思潮,从“师夷长技”、仿效西政,深入到了价值观念层面,这种文化开放观念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何深远影响?

郑大华:中国文化本来是开放型的文化,如汉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的传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这也是中国文化能长期兴盛不衰,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自18世纪初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中国文化逐步断绝了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联系。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周边以外的世界很少关心和了解,尤其是对远离中国上万里的“西方”更是知之甚少,那时谈世界、谈西方,颇有些“海客谈瀛洲”的味道。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肇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后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不同阶段,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来变革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文化的开放程度在一步步扩大。如果说此前中国文化的开放还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些领域的话,那么,从《新青年》创刊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中国文化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陈独秀、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对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进程中的这种历史定位,就有着深刻的体认。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然后知不足”的过程,分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戊戌辛亥时期的“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样三个时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评论新文化运动时也指出,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先是学习西方“长技”“声、光、电、化”,然后“又群趋于政治制度”。民国初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失败,使人们又认识到“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局限于“器物”“制度”,而应深入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层面,要有“伦理的觉悟”,这样才能顺应世界潮流,救亡强国。所以,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向青年陈述的“六义”之一“义”,便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俞祖华:耿云志先生曾指出,对于新文化运动,应当注意其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切关系的努力,注意其所体现的“开放的文化观念”。《新青年》一创刊,即充分展现了鲜明的文化开放姿态。创刊号使用了醒目的法语刊名LA JEUNESSE(青年),并一直保持到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号。使用法语刊名的象征意义在于表明,刊物向往的是西方文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其发刊词指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在《新青年》的直接影响下,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该刊使用“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英文译名,《新潮发刊旨趣书》表示“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倡导科学与民主,倡导学习西方,倡导融入世界潮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导向。新文化运动虽以科学、民主为主要口号,但《新青年》对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介绍、倡导是全面、丰富、开放的,包括了西方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各种体裁,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

张宝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知识先驱们先后提出过“师夷长技”“采西学”“制洋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主张。这些主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们对西学的认知由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而到了《新青年》创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知识群体已经从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中走了出来,他们大力推介的西方文化观念,诸如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关键词的价值观念,对封闭的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新青年》知识群体文化诉求中的开放心态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给僵化、封闭、死水一般的中国社会肌体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将中国文化走向导入了五彩缤纷、生机勃勃的佳境。1923年,作为《新青年》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如果说《时务报》反映了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理解具体非凡的前瞻性,那么《新青年》则折射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悄然把立场从东方转向西方,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东方文化的弊端。

从一元走向多元: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

主持人: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存在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新文化运动则彻底颠覆了长期延续的儒家文化话语霸权。作为“五四”思想界主流派别的《新青年》阵营,批判传统文化的目的,是要在根本上一改文化一尊、思维一元的格局,他们对不同学说、不同文化也是持开放立场的,期望逐步确立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将中国新文化引向多元发展。请谈谈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变化历程?

郑大华: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文化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思想,但在这些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思想中,儒家或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与从封闭走向开放一样,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但从《新青年》的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中国文化才真正确立了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这不仅体现在除鸦片战争之后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一时期又传入了马克思主义及苏俄的社会主义文化外,更体现在《新青年》的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社会“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从而使人们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新青年》创刊不久,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孔子及其儒学。《新青年》之所以要批判儒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这可以从陈独秀回复俞颂华的信中得到说明:“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唯孔子而已。以此原因,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通信》,《新青年》3卷1号)正因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学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否定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不仅带来了西方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纷至沓来,同时也使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又重新活跃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这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所描绘:“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就是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结果。而多元的文化生态的出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历史进步。

张宝明:中国自秦皇汉武以来,百家学绝、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的思维定式成为悬挂于国民头脑之上的梦魇。《新青年》之所以要激烈反“孔学”、批判旧礼教,是因为“孔学”和“孔教”已成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成了束缚人们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的枷锁。陈独秀在论述从一元到多元的理由时就强调:“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新青年》7卷4号)《新青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通过对“国故”的整理研究,发现了我国公元前5世纪左右有过可与古希腊文明相媲美的“古时期”。思想界的先驱同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寻找着理论上的依托,而且将百家争鸣、学说林立的时代作为“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共同追求的目标。

俞祖华:由《新青年》发起的五四启蒙是一场有多个阶层参加、多种思潮竞起、多种诉求并发的社会运动,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思想画卷,一条形态万千的文化长廊。正因为五四启蒙是多元的,此后对“五四意义”的解读也是多向度的,建构起了变动不居、色彩斑斓的五四“意义版图”。他们所主张的“多元并存”有以下几层:一是中外文化、中西文化的并存,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说的“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二是旧文化与新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并存,如胡适以“整理国故”与“输入学理”并提以作为“再造文明”的途径。三是国学中各派学说、各民族文化的并存,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并存。陈独秀提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应当九流并重,不应“独尊孔氏”。四是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中各种思潮、各种文明的并存。西方文化是多样多元的,《新青年》同仁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引进也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法兰西文明、俄罗斯文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五四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思想倾向的多样性是思想史上的一种常态,因而对不同思想派别、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主张,要尽可能予以“同情之了解”“善意同情的理解”。这对我们当下营造主流引领、多样并存的思想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传统走向现代:对现代性的全面追寻

主持人:应该说,《新青年》的“古”与“今”、“新”与“旧”之争实质上涉及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加以追求和崇尚,从而促进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新青年》在推动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生成方面有何贡献?如何理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成长的奠基工程?

郑大华:进入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还是一种传统文化,而不是现代文化,因为它不具有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只有“格致之学”,而无科学。虽然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左传》等经籍中就已有“民主”一词的出现,如“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但这里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与近代意义的“民主”之“人民作主”的含义恰恰相反。中国的“格致之学”虽然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如《礼记·大学》上说:“致知在于格物,格物而后致知”,但更主要的是伦理学意义,是一种政治和道德范畴,与“科学”一词的意义是不同的。在《新青年》创刊之前,民主与科学是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而非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被人们所认识和追求。因此,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便是看它是否对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有利。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在《新青年》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正因为《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自此以后,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

张宝明:如果说《新青年》最大的贡献是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闸门,那么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则是其先声夺人的关键词。正是这些关键词组合成了《新青年》“狠打了几次硬仗”的主战场,凝聚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元素,引领了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到现代的价值取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请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绝佳的良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顶代表着民主和科学的桂冠,如同两座灯塔照亮了“五四”新文化的天空。正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华的崛起,陈独秀以力挽狂澜的心态大声疾呼:“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要坚守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就必须清除“孔教”“礼法”“旧艺术,旧宗教”等迈向现代的种种思想障碍。恰恰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新青年》群体的立足点在不断地转移和游动着,但其着眼点和归宿点却从来没有动摇过,换言之,引领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诉求从来没有动摇过。

俞祖华:新文化之“新”就在于向中国文化中植入现代性元素,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就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化。《新青年》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我们不妨将其作用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选择,批判其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不适应的部分,挖掘其中的可现代化元素,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新青年》所刊文章对儒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而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基本视角即在于指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儒学、孔子教义、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尤其是反对假借孔教实施帝制复辟。二是对西方现代性、外来现代性的全面移植、引介。《新青年》群体凸显了传统与现代的隔阂、背离,在他们建构现代文化时,自然会把寻求现代性的目光转向外部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他们张开双臂热情迎纳西洋文明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西方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追寻西方现代性与反思西方现代性是并行的。由于这一背景,使得中国先进分子迅速完成了向西方学习到“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转型。三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方向。作为《新青年》篇首的《敬告青年》提出“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也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走向。

从保守走向进步:与时俱进的不懈追求

主持人:社会不断发展、文明不断演进的进步观念,贯穿于《新青年》办刊始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取向。直至今天,百年回眸《新青年》,我们仍能感受到其字里行间迸发的打造青年、改造国民、引领社会之时不我待的进步意识和责任情怀。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评价《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从保守走向进步中的作用?

俞祖华:西方进步观念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尤其是1896年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使“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时代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念风行一时。《新青年》创刊后,进化论、进步观念依然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重要思想武器。发刊词《敬告青年》所陈“六义”之一为“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文中提到:“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在创刊号上的另一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把生物进化论与人权说、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世三大文明”。《新青年》群体以进步观念言说人生进取、民族兴亡,发刊词指出:“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从个体人生的角度,要求国人尤其是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从民族整体的角度,要求国人“急起直追”“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强调“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李大钊:《今》,《新青年》4卷4号)。经过《新青年》以及新文化运动对进步观念的大力倡导,国人纷纷接受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他们不再认为历史是一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堕落过程,不再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在飘逝的过去,而是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相信人类可以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

张宝明:无论是“社告”中的“辅导青年”之“天职”的声明,还是回答读者来信中“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之“宗旨”的告白,《新青年》的根本立意都不离“立人”的主题,即是要塑造新的“青年”。对此,主编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得一清二楚:“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新青年》7卷5号)那么,《新青年》倾心打造的“新青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青年呢?根据陈独秀在创刊词中所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新青年”应该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要认识到“不进则退”这一宇宙法则:“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于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在《新青年》群体的文章中,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与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同气相求。在“保守的”和“进步的”之间有着异口同声的果断判定:指点青年走进化的、创造的“创化主义(Creative Progressionism)”之进步道路。同样,陈独秀的《新青年》与李大钊的《青春》同样表达了“青年强则中国强”的逻辑。与杂志同名的《新青年》一文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与“旧青年”诀别,《青春》则号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扑杀昨日青春之我”(《青春》,《新青年》2卷1号)。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里,“青春”“青年”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从进化论的理论视角,认定“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必胜于现在”,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未来: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保守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

郑大华:五四时期的进步观念,有渐进论与激进论、改良论与革命论两种类型。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胡适都从进化论出发,批评旧道德、旧文学不适合现代生活,但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已可见“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调子。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胡适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明确主张渐进论,指出“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不要自以为能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以唯物史观取代进化史观,更加注重从经济因素入手分析历史变革,并强调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李大钊还对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进行了比较,指出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都是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相对立的“进步历史观”,但“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则唯物史观更胜一筹,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物质’,归于‘社会的生产方式’”(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与时偕行,不断从外来的新思潮、新文化中进行选择,不断地顺应潮流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从“仿日变法”“法兰西文明”到“第三种文明”,从民主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变易史观、西方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领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10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之初就充分展示出来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姿态与勇气,直到今天仍有它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是值得我们点赞和认真学习的。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接受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责任编辑:张弛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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