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如何发挥龙头作用

北京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指出，京津冀未来要打造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格局，其中“一核”指的是北京。2010年北京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2016年达到1.7万美元，按照世行“人均1万美元”的标准，北京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因此，在空间统筹方面，北京应按照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适时调整“三生”空间的组合布局，适度压缩生产空间、优化生活空间、扩大生态空间，压缩的生产空间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方式向天津、河北两地转移，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解决北京生产功能的过度集聚而导致的“大城市病”，其基本手段是非首都功能疏解，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一方面实现“瘦体强身”，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保障和提升首都功能。另一方面，河北省通过分散承接非首都功能，实现其各地级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通过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如雄安新区，从而缩小周边地区与北京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

过去三年北京已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龙头作用

可以从北京在资本辐射、创新驱动、产业引领、交通网络、服务对接等五个方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作用进行分析。

北京已成为三地互投的资本辐射中心。北京在京津冀资本互投中主导作用显著。2014~2016年，北京对津冀企业累计投资达5177.4亿元，是天津对京冀投资额的9.3倍，是河北对京津投资额的7.1倍。在北京对津冀两地的投资中，2662.7亿元投向了天津，占比51.4%，2514.7亿元投向了河北，占比48.6%，对两地投资的比重相对均衡。在北京对天津各行业企业的投资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额为1410.2亿元，占比53.0%，排名第一；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的投资额分别为381.6亿元和235.8亿元，分别占比14.3%、9.2%，排名第二、第三。在北京对河北各行业企业的投资中，25.6%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额为643.0亿元，排名第一；对制造业的投资额为552.9亿元，占比22.0%，排名第二；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额为303.1亿元，占比12.1%，排名第三。

北京已成为三地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2014~2016年10月，北京与河北两地企业的专利联合申请量和联合授权量分别为6718件、4912件，分别占同期三地专利联合申请总量和联合授权总量的50.13%和59.35%；北京与天津两地企业的专利联合申请量和联合授权量分别为5465件、3152件，分别占三地专利联合申请总量和联合授权总量的44.03%和38.08%。北京的科技资源加速辐射周边地区，截至2016年底，中关村企业已累计在天津、河北新设立分公司2709家；2016年北京输出到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54.7亿元，增长了38.7%。

在产业引领方面，北京正打造 “高精尖”经济格局，实现产业链条向津冀延伸。北京通过做疏解功能的“减法”，运用腾退空间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努力走出了一条减量集约、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新路。截至2017年5月，北京累计清理退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的“三高两低”的一般性制造业企业1713家；2015~2016年，调整疏解350个商品交易市场，其中2016年共完成了117个，调整疏解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调整疏解商户2.8万家，搭建30个产业疏解合作平台，推进产业转移疏解项目53个。自2014年以来，北京受到禁限的行业占地区行业总量的55%，城六区受到禁限的行业比例高达79%，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到1.64万件，从严调控的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新设市场，各主体数分别下降72.75%、26.42%、18.36%，未列入禁限的金融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科技服务业的主体数同比分别增长12.77%、26.76%、22.53%。

北京交通核心地位逐步弱化，京津冀网格化交通格局逐步形成。三年来，“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打造，市域内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已基本消除。京津冀交通正由原来的“单中心放射状”通道格局向“四纵四横一环”网格化格局转变，一体化交通网络加快构建。在新机场建设方面，2016年北京新机场加快建设，“五纵两横”外围交通项目全面推进。在城际铁路方面，2020年前京津冀城际铁路网总里程将达到约1100公里，其中北京境内约250公里，投资约856亿元。在高速公路网方面，2016年北京高速公路在建里程达184公里，高速公路运营总里程已达1008公里。2017年7月6日，北京开行通往雄安新区的直达动车。未来在京津冀中部核心区主要城市将形成0.5到1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市之间形成1到2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形成0.5到1小时通勤圈。

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外溢显著，三地公共服务全面对接。在教育方面，2016年，北京市、区两级与津冀各地方共签署教育合作协议21个，实施合作项目30余个，组建了京津冀地区4个高等教育联盟，一批合作学校建设成效显著。在医疗方面，与河北开展了北京—燕达、北京—曹妃甸、北京—张家口、北京—承德4个重点医疗合作项目，累计派出医师1000余人，接受津冀两地进修医师700余人；推动河北燕达医院实现了异地就医直接持卡结算；京津冀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结果互认试点首批互认项目27项，纳入互认医疗机构132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建立三地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共商机制、跨地区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协查机制，社会治理协作更加密切。

未来北京可从四个方面发挥龙头作用

应通过集中疏解、集中承载打造首都发展新“两翼”，实现“比翼双飞”，从而保障“一核”的首都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在集中疏解方面，应充分理解党中央、国务院设立首都新“两翼”的目的，有针对性地对“一核”内的非首都功能进行疏解。在通州设立北京城市副中心，目的是将北京市属的党政机构、公共服务等优势资源集中疏解至通州；依托保定的雄县、容城和安新三县打造雄安新区，目的是将中央的一些非紧密的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疏解至雄安新区，如央企总部、央属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科技创新资源等。在集中承载方面，要以打造和发挥“两翼”正常功能为目标导向。人往高处走，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和雄安新区建设最为迫切是要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在“两翼”集聚，将其打造成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的高地，使得人才愿意去那边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功能“输得出、落得下、能生根、能发展”，起到“反磁力基地”的作用。

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新动能。北京已成为京津冀区域的“创新磁场”，应发挥其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成果富集、创新人才聚集等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新动能。一方面应促进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北京应依托中关村“金品牌”，重点打造“三城一区”，把研发引领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原创性成果作为重中之重，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同时应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运用科技前沿成果打造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周边地区的科技辐射能力。北京应加强“技术外溢”，破除京津冀区域内的技术“孤岛”现象。北京应积极推动中关村在津冀办分园、培育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和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等，促进创新资源的流动与共享，使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应用转化，促进创新链、资金链、园区链、产业链和政策链的深度融合，打造三地基于创新资源、产业优势和实际需求的共同体，形成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进而以协同创新促进协同发展。特别应充分利用北京中关村、河北雄安新区、天津自贸区等在国家政策上的优势，实现优惠政策在区域内的共享。一方面，应实现中关村的科技创新政策向雄安新区的延伸，建立中关村雄安园区，打造基于品牌输出、政策延伸和优质资源共享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应促进雄安新区未来的一些优惠政策在区域内延伸等。

提高周边地区尤其是雄安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角度来看，过于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使得北京在城市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堪重负的情况，应把北京当前公共服务资源中面向全国的服务资源向周边疏解，如在医疗卫生资源方面，建议将集中服务全国患者的优质三甲医院迁往周边地区，摘除北京全国“看病中心”的帽子；在教育资源方面，建议把主要面向全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如教育部直属院校和一些中小学向周边疏解，摘除北京全国“上学中心”的帽子等。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京津冀三地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使得流向周边地区的人才、企业难以做到“引得进、落得下、用得好”。北京应加快构建优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机制与格局，加快京津、京雄以及北京与河北其他条件成熟的区域等的同城化步伐，实现上学、看病、就业、公交等一系列同城化待遇，从而促进周边原有的公共服务资源升级。

通过大项目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依托首都新机场项目，建设临空经济区，推动现代航空服务业、航空会展和培训等产业发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新兴业态与商业模式提供基础支撑；依托京张冬奥会项目，积极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与协作，实现与张家口部分区县基于特色农业、林业、旅游会展、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旅游休闲、会议展览等产业，带动张家口经济发展。另外，北京应主动加强基于大项目共建、共管的体制机制建设，建立精简统一高效的管委会，完善收益共享、成本分摊、风险共担的一整套责权利对等的制度，研究共同出资组建企业化运营的开发建设平台，以此作为大项目推进的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