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万卷图书富翁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天生与书结缘。

有一次，我牵着妈妈的衣襟，走进新华书店，央求妈妈给我买书。妈妈拗不过我，只好掏出5分钱，买了一本《墨子救宋》。

谁知，这本精薄的小书，竟有一多半我不认识的字。就是这样一本历史小故事，陪伴我读完了小学。

上中学的第一天，下课铃声刚刚响过，我就跑进图书室。从借阅窗往里一看，啊呀呀，就像阿里巴巴打开了宝库，里面一排排书柜上，码满了图书，怕有一万册吧！

从那时起，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就跑到图书室看书。

兴许是我的《读“可爱的中国”》获得了北京市少年宫征文一等奖的缘故，管理图书的袁勃老师，竟然特许我进入书库里挑书。同学们个个羡慕我享受图书馆的“最惠国待遇”。

熟知高中毕业回到乡下，双手空空，再无书读。一天到晚，我就像丢了魂一样，两眼茫茫，无所事事。

“没有书？买呀！”

“你给钱？站着说话不腰疼！”

“啊呀呀，谁家不是穷得叮当响呀！能喝上稀粥就知足了！”

于是，我做梦都想挣钱，挣多多的钱。买书，买多多的书！然而，梦想终归不是现实，仅仅是空想而已！

“牢骚过盛防肠断”。生产队里的活，还得照常出工。那年，队里派我和大春去采购站，说好负责卫生。采购站每天收购并推销生猪。每当头儿给我俩派活的时候，都是高腔大嗓地吼叫：“那两个打扫粪的，过来！”“我们知道你喊谁？”故意装作没听见。“那就是喊你们呢！”“我们有名有姓没有？”我真想一跺脚走人。可是，没过几天，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了。原因很简单：那几间破仓库里，不只是一堆堆碎铜烂铁，还另有一摞摞旧书。我突发奇想：以书易书。想用我从家里带来的旧书烂纸与他们交换，斤两不差，也算市场交易，公平合理。于是，我磨破嘴皮子，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得上车装。无奈，保管员只好咬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不然的话，他会丢掉饭碗。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爸爸知道了，老人家不顾年迈，不怕疲劳，到处搜寻旧书烂纸，帮我做起了这桩交易。

采购站破库房里堆放的好书可真多，《巴黎圣母院》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真叫人眼馋；《小二黑结婚》和《上尉的女儿》，更令人心跳。有一次，我竟然淘到几本比砖头还厚的精装书，把我高兴得简直忘了出哪门！

1986年，我参加了工作，手里有了工资。可是，我依然喜欢跑旧书摊。县城影剧院北侧，有一条步行街。在那条街上，有两个旧书摊，相隔甚远。我常常是急急匆匆逛了这个，又忙忙活活奔向那里，生怕漏下自己喜欢的书。酷夏，头顶炎炎烈日；严冬，身披飘飘雪花，一趟又一趟，乐此不疲。

德不孤，必有邻。刘绍棠曾不止一次寄来他出版的著作。另有，每次去看望浩然，他都会从书架上挑几本书，签上名，送给我。人民日报社的蒋元明、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志成，都送给我不少书。有一次，去看望北京日报社记者杜长义。见他的书桌上，正摆着一本贺绍俊的《铁凝评传》，我愣愣的，走了神，竟然忘记了交谈。杜长义看出了我的心思，应允我把书带回家去读。不日，杜长义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又买到了一本《铁凝评传》。就是说，我从他家带回的那本书，用不着归还了。

儿子军军和女儿玲玲，知道我喜欢书。常常跑到北京西单图书城，背回精装本的文学经典著作。

生活宽裕了，我也不再满足逛旧书摊。一次次走进新华书店，一回回将新书买回家。有一次，我竟然花了500多元，买了一大摞新书。车筐里、后架上，高高耸起，满载而归。

从妈妈买的第一本历史小故事，到而今，在我家的书房里，贴墙而立的三个书架，里三层、外三层，堆放得满满当当。上顶天花板，下到书架底，都塞得严严实实。床侧码成一面坡，半床月光半床书；床头堆起一座山，未敢翻身已碰头。连通往客厅、卧室、阳台两侧，都整整齐齐码满了书。

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日复一日；过了小寒到了大寒又是一年，年复一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书渐多。一不留神，我竟然成了万卷图书富翁！

稍有闲暇，我就钻进小屋。在明亮的灯光下，随意抽出一册心爱的书，坐在转椅上，优哉游哉，心旷神怡。

在一堆又一堆旧书与新书之间，我啃烂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翻遍了鲁迅先生的单行本，生吞活剥地通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普希金的诗歌，接连不断地阅读“三红一青”和“创山保林”，反反复复比对“山药蛋”和“荷花淀”。其乐融融，其喜洋洋，惬意极了！

最近，我一反常态，一次次到乡村、街道、学校，开展赠书活动。把多年来积攒起来的图书，送到村民、居民和中小学生手中，处处都有我的“图书朋友”。那是因为，我越来越感到，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球已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我已年逾古稀，理所当然为全民阅读，尽一丝薄力，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