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的经世情怀

《大学衍义补》 的经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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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充分展现了“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对于涉及的各项政务,都“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在参考历朝史实及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丘濬以这种方式编纂此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以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

在儒家思想传播过程中,《大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撰。至宋代,理学家把《大学》以及《礼记》中另一篇,即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撰的《中庸》,拿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成为学习儒家思想的经典读本。

理学大师朱熹对《大学》文本进行了重新编排,并撰写《大学章句》对其进行注释和阐发。他将《大学》视为儒学的基础和框架,反复强调阅读儒家经典应从此书入门:“先通《大学》,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的确,《大学》以不足2000字的篇幅,完整展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体系,这就是“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将《大学》要义贯彻到治国理政乃至人伦日用之中,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编纂了《大学衍义》一书,“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发明之”。此书颇受帝王称许,元武宗甚至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大学衍义》非常重视,“命大书揭之殿两壁”,以便省览。明成祖朱棣还特地撰写一篇《大学衍义赞文》,以示尊崇。此后历代皇帝皆将此书列为经筵讲读的重要教材。但到明代中叶,有位学者认为此书还不够完备,于是“竭平生之精力”,对其进行大规模增补,最终完成一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皇皇巨著。这位学者就是丘濬,这部巨著就是《大学衍义补》。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广东琼山县(今海南省琼山市)人。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但却聪颖好学,“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丘濬“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但景泰五年(1454年)考中进士后,丘濬长期任职于翰林院和国子监,“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具,徒怀爱君忧国之心”。既然“平生所学,竟不得一施为者”,经过长时间的痛苦彷徨,丘濬决定把自己的经世才略托之著述,进献皇帝,以间接实现治国理政的目的。从成化十五年(1479年)开始,耗时将近十年,《大学衍义补》始克成书。《大学衍义》只有43卷,而《大学衍义补》多达164卷(包括目录3卷、补真氏前书1卷、正文160卷),在篇幅上超出甚多。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世情怀和致用精神。

首先,从编纂宗旨看,《大学衍义》重点在“体”,而《大学衍义补》重点在“用”,堪称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开篇之作。

如上所述,《大学》所列条目有八,但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却到齐家即止,并未对治国和平天下进行阐释。这其实是真德秀有意而为。因为在他看来,“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体”,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用”,只要掌握了“体”并能做好齐家,“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但在丘濬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儒者之学,有体有用,体虽本乎一理,用则散于万事”。“八条目”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缺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则不足以成其用之大”。所以丘濬所撰《大学衍义补》,重点完全放在“用”上。他自己曾向皇帝阐述两书宗旨之不同:“前书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义大而简;臣之此书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义细而详。”他还谈到《大学衍义》“主于知”,而《大学衍义补》“主于行”,认为两书可以互补:“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资焉。”正因如此,在明末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中,《大学衍义补》被列在首位。近人谈及明清实学思潮,多将丘濬视为开拓者。

其次,从编纂体例看,《大学衍义补》纲举目张,巨细靡遗,堪称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

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崇敬畏”“戒逸欲”二目,丘濬认为防微杜渐更加重要,遂补写“审几微”1卷,置于《大学衍义补》卷首。《大学衍义补》正文共160卷,则全部用来阐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160卷又分为12目,下含119个子目。12目分别是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每个目下包含的子目则数量不等。比如“正朝廷”下,先是“总论朝廷之政”,然后分别论述“正纲纪之常”“定名分之等”“公赏罚之施”“谨号令之颁”“广陈言之路”等,涉及君主治理国家的各种原则的技术;再如“固邦本”下,先是“总论固本之道”,然后分别论述“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瘼”等,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安民富民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可以说,《大学衍义补》以纲举目张的体例,巨细靡遗的内容,讨论了当时治国理政的所有重要问题,所以丘濬自己评价说:“宫阙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边鄙之情状;草泽幽遐,不履城堙,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务。”此书的宏大规模和详备内容,受到后世高度评价,《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大学衍义补》所涉及范围之广和数量之多,为中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所少有。”

再次,从具体内容看,《大学衍义补》酌古准今,对症下药,堪称是一部纠弊补偏的救时良方。

丘濬博极群书,《大学衍义补》充分展现了“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对于涉及的各项政务,都“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在参考历朝史实及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明神宗下令重刊此书,在御制序中称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殆非虚言。丘濬以这种方式编纂此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以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以官员考核为例,《大学衍义补》中“正百官·严考课之法”,汇辑了从先秦到宋代的考课方法及相关议论,并通过按语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丘濬对当时“辄凭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以进退天下庶僚,不复稽其实绩”的做法提出批评,主张“先委之长吏,然后以达大臣,必须按验得失,然后上闻,以凭黜陟,则吏之臧否咸当其实,而人知所劝惩也”。这种批评切中时弊,所提建议也很有针对性。丘濬自己曾以医书作比喻,认为《大学衍义》相当于“黄帝之《素问》,越人之《难经》”,而《大学衍义补》相当于“张仲景《金匮》之论,孙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已其疾,唯所用之何如也”。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也以药方比喻此书:“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是书固方哉!”现代有学者谓此书“是一本全面的公共行政指南”,的确抓住了其突出特点。

《大学衍义补》问世后,明清时代曾多次刊刻。因其卷帙浩繁,为便于研习实施,有些学者还予以删节或撮要,如凌迪知《大学衍义补精华》、胡世宁《读大学衍义虞见》、陈弘谋《大学衍义补辑要》等。此书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足见其影响之大。此书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谷城、叶世昌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认为此书“是研究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史必读的要籍”。并对此书作出如下评价:“作者认真总结和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使本书的思想内容包罗宏富,为研究古代,尤其是明朝前期和中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军事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此书目的在于鉴往事、资治道、矫时弊,通过阅读此书,可以系统了解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从而收到“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之功效。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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