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宗之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

秦汉以来，边关战乱连连，戍守边疆成为国家的重要军事活动，为抵御匈奴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民族在边关修建了雄伟的长城，构建了一道道险固要塞工事。至明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塞外的蒙古北元政权时常派兵侵扰边关，戍边卫国、打击蒙古势力成为明朝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明朝在边关修筑大量军事工事，其中便包括京城通往塞北的重要通道——朝宗桥。

朝宗桥耸立于沙河镇北沙河之上，北邻居庸关、白羊口，东控古北口，是通往塞北的必经之地。明成祖五次率军亲征塞北皆由此过，朝宗桥与卢沟桥、马驹桥、八里桥并称为拱卫北京的四大古桥。

在明朝时，朝宗桥附近还建有巩华城。巩华城是明朝皇帝的行宫，亦是驻军之所和粮仓重地。巩华城落成之初由勋臣镇守，经过历代变化与扩充，巩华城发展成为了一座集谒陵、驻防、漕运、贸易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京畿重镇，与朝宗桥一道成为京城的北大门，保卫着城内的安全。

实际上，元朝时朝宗桥所在位置就建有一木桥。明朝迁都北京后，朱棣连年对蒙古作战，横跨沙河之上的木桥成为征伐军队的必经之地，其军事和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迁都之后，明朝皇帝除英宗朱祁镇外，皆埋葬于天寿山，每年祭祀大典时，皇帝带领满朝官员都要从德胜门往北，经北沙河至天寿山。原沙河上的木桥不堪重负，每逢雨洪时节，沙河波浪汹涌，木桥更是岌岌可危，两岸交通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困扰。

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在隆庆年间《昌平州志》中就曾记载了自己在谒陵途中，途经沙河的艰辛经历：成华甲申年，李东阳同其他官员经过沙河，前往昌平皇陵祭祀，途中遇雨，沙河水涨桥坏，一路上甚是险恶。修建一座能够同时满足军事、民用的新兴桥梁，迫在眉睫。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北沙河上的旧木桥被拆除，开始修建朝宗桥，同时桥南侧南沙河上修建安济桥。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安济、朝宗，二桥皆正统十二年（1447年）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寿建。”

朝宗桥全长130米，宽1.3米，七孔相连，中间的孔最高，达7.5米，两侧桥孔依次减小。中间拱券券脸石正中雕有镇水兽，水兽两眼怒视水面，姿态威猛，栩栩如生。桥体两侧有石栏柱53对，桥头云堆抱鼓石，造型古朴典雅，给人以雄浑之感。朝宗桥北的东侧立一汉白玉螭首方碑，高4.08米，宽1.02米，厚0.39米，碑额正方刻有篆书“大明”二字，碑身线刻双钩有“朝宗桥”，三字苍劲有力。

朝宗桥的命名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是因朝拜而得名，另一种说法则蕴含了一个小故事。明代定都后，朝廷命两名大臣修建石桥于南北沙河上。而这两名大臣里，一个是兢兢业业、刚正不阿的忠臣赵朝宗，另一个则是贪慕钱财、偷工减料的奸臣。两桥建成后，奸臣污蔑赵朝宗在建桥时偷工减料、私扣公款、延误工期。皇帝不明是非、听信谗言，将忠臣赵朝宗斩首示众，给奸臣升官加封。可是过了几年后，奸臣所建的南沙河桥不抵暴雨的冲击，坍塌于滔滔洪水之中，劣质的施工暴露无遗，而赵朝宗所建北大桥则依然安如磐石，屹立于滚滚浪涛之中。皇帝勃然大怒，斩首奸臣，但对于忠臣赵朝宗的死却无能为力，便赐名北沙河桥为“朝宗桥”，并命人于桥北东侧立一刻有“朝宗桥”的石碑，以纪念赵朝宗，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

关于朝宗桥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据说在桥即将完工时，桥正中的一块石格由于尺寸不合，几经更换始终无法将石头装上。在那时拖延工期是掉脑袋的大罪，工匠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寻找相吻合的石头。直到有一次工匠们在沙河街上转悠，忽然发现一户人家门口的石条与石格大小极其相似，便找来了这家主人。主人告诉工匠们：“这石条不是我的，是一位老人存下的，并留话说，谁想要这石条必须给十两银子。”工匠们毫不犹豫答应下来，凑足了十两银子，急忙把石头连夜运到桥上，石块正合适，工匠们如释重负。后来大家思量，这位老人一定是鲁班爷，只有他才能做出这样精准的石块，救大家于危难之中。

百年间，朝宗桥屹立于沙河之上，历经侵蚀不曾倒下。1937年7月，日军进攻北平，炮轰朝宗桥，朝宗桥壮硕的身躯上留下了两块碗口大的伤疤，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1984年，百年老桥朝宗桥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名单。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量超载货车经朝宗桥去往京北方向，老桥的承受力受到极大考验，随时有坍塌的可能。1989年至1990年间，相关部门对朝宗桥陆续进行了钢架桥拱加固、加喷混凝土、拆装分水泊岸等一系列加固修缮处理。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巩华城和朝宗桥再无派兵驻守，明朝皇帝谒陵、北巡也早已成为历史记载，朝宗桥却仍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矗立在北京郊外。朝宗桥是一段历史的缩影，见证了一个朝代繁荣到落寞的变迁，见证了峥嵘的烽火岁月，浓缩了我们这一代未曾经历的历史，蕴含了古人的智慧和技艺，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记忆。文化需要传承，历史应该被铭记，承载历史的文物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