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和升华

【2019-10】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和升华

[中图分类号] D61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9)10-0012-05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过程。七秩岁月,砥砺前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上,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更能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及其时代意蕴。

“第二次结合”开启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由一系列科学原理构成,这些科学原理是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构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同它的科学精神是不可分开的,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这两个“必须”,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深刻阐述。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实践过程和思想过程。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变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运用,坚持“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性的大变革和开天辟地的大事业,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推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既有坚持又有发展,把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走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新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际,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3—4月间,面对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出现的变局,毛泽东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第二次结合”,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发展。“第二次结合”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根本问题,深刻地展现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依循和理论指导。

新时期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新探索

新时期伊始,邓小平深刻总结1956年以来20余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要毫不动摇地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而且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地坚持。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凸显了对“第二次结合”的思想遵循,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意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主题和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秉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体现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续推进的内在逻辑。

1998年12月,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江泽民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毫无意义。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使“第二次结合”思想遵循获得了适合时代发展、焕发时代精神的新的内涵。

马克思在创立新的哲学世界观时提出,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使之“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21世纪之初,江泽民提出“四个如何认识”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问题,事关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的根本问题。对“四个如何认识”的回答,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体现了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化。

2008年12月,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明,我们要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正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科学发展观得以形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进入新世纪,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战略问题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过程。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胡锦涛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放在首位,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四个方面的概括,升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新境界。

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和处理中,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结合

社会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科学论述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新中国70年,社会主要矛盾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且行且进;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处理,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而焕发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

1956年,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要矛盾作了阐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一主要矛盾凸显了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历史主题和根本任务。在之后的20年间,尽管有不同的干扰,但这一主要矛盾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发展,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使中国真正地“站起来”了。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实际,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了这一主题转换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定。在“三步走”战略中,从“解决人民的温饱”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进路,紧扣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使中国站上了“富起来”的台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新判断。理解和处理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就要把人民利益摆在最高位置,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要不断提高人民在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各方面的需要;就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践中,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全面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起来”的发展要求和实践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既有时间维度上的继起性,又有空间维度上的并存性。“强起来”总是以“站起来”为基础,无论从其深度和广度上来看,“强起来”始终要坚持并不断夯实“站起来”的坚实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从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根基上,越来越坚强和坚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起来”总是以“富起来”为条件,无论就其现实与未来来看,“强起来”始终要坚持拓宽“富起来”的现实条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的思想升华

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面对新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时代意义时提出,重要的是“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同实践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开辟通向真理的道路。在不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始终坚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也是从“大历史”观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必然结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形成于对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过程的科学把握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坚守这种“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纵览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发表以来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勾勒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大历史”,提出不忘初心,不断前进,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这一“大历史”昭彰的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是“第二次结合”思想遵循和理论指导的新的阐释;这一新阐释中的思想升华就在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就在于把“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从“第二次结合”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生动地刻画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的思想过程和本质特征,揭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和时代意蕴。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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