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荀子入秦

【2019-11】荀子入秦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荀子》一书汇集了荀子及其后学的主要思想言行。

荀子出生于战国末期的赵国,名况,字卿,故时人尊称其为“荀卿”。由于史料缺乏,荀子的生卒年于史无考,说法繁多,根据记载推断其大约活跃于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38年之间。

荀子生平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荀子在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外出游历讲学。他首先来到了齐国。当时的齐国首都临淄是战国中晚期的学术文化中心。到了齐威王、齐宣王统治时期,齐国的文化发展达到了顶峰。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临淄著名的稷下学宫,作为百家争鸣的重要舞台,汇聚了当时各个主要学派的重要学者,邹衍、邹奭、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人都在这里宣传他们的学说。齐宣王对这些学者的事业非常支持,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齐宣王将他们都封为大夫,允许他们不管理具体事务而自由议论。到了齐襄王的时候,田骈去世。在稷下的学者当中,荀子是最资深的长者。不同于多以阴阳黄老之学为宗旨的稷下学者,荀子恪守儒家传统,擅长讲说《诗》《礼》《易》《春秋》。此时的齐国正好要补充大夫的缺额,荀子因此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然而,由于荀子的学说与当时齐国的风气格格不入,齐国便有人借此毁谤荀子。随后,荀子便离开了齐国。

荀子离开齐国后,来到了楚国。楚国的相国春申君早就闻知荀子的贤名,便任命其为兰陵令。有人因此对春申君说:“商汤有七十里之地,周文王有百里之地,就能够称王夺取天下,现在封给荀子百里的土地,楚国可就危险了啊。”荀子听到这些话,便谢绝了春申君的任命,离开楚国前往赵国。在赵国时,荀子曾与楚将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之道。荀子主张用兵当以仁义为本,作战的根本在于获得人民的支持。最终,荀子说服了临武君和赵孝成王。过了一段时间,又有门客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朝去帮助殷商,夏朝因此灭亡,商朝因此兴起。管仲离开鲁国前往齐国,鲁国因此衰落,齐国因此强盛。这就说明贤者所在的地方,国家便会安宁强盛。荀子是天下有名的贤人,现在离开了楚国,楚国将要因此不安了啊。”听到这些话,春申君马上派人前往赵国请荀子回来。荀子知道后,写信拒绝了春申君。春申君为此感到非常后悔,再三派人邀请荀子。最终,荀子答应回来,并担任了兰陵令。

春申君去世后,荀子再次被罢官,但也没有离开楚国。此后,荀子一直居住在兰陵,著述讲学,直到去世。

荀子的思想学说

战国时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已经分化为诸多不同的派系,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便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思孟学派以心性之学为基础,提出“性善论”,推崇“王道”,言必称尧舜。他们趋向于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思考,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

荀子则代表了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中另一个重要的派系。以荀子为代表的三晋儒家起源于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代表的西河学派。西河学派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救世济民的理念,要求后来的儒者将儒家思想与战国君主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的需要结合起来,强化了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荀子主张“法后王”“礼法并用”,与言必称“先王之道”的思孟学派针锋相对,非常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

荀子所说的“后王” 是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法后王”就是要取法当代之王那些在现实政治中产生了积极有效作用的措施与方略,让儒家理想与切实可行的制度结合起来,把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与孔孟的自律、教化作用结合起来,引导人们走向君子人格,走向安定的社会。

后来,荀子和李斯还围绕“法后王”和“礼法并用”的重要性问题展开了讨论。李斯问荀子:“秦国四代以来国家强盛,兵威行于海内,称霸诸侯,并不是靠仁义做到的,只不过是按照时势便宜处理罢了。”荀子回答道:“你所说的便利是不便利的便利,而我说的仁义,才是真正的大便利。施行仁义可以使国家的政治得到治理,政治得到治理了,百姓拥护他们的国君,就会为了君主而牺牲。秦国四代强盛,却还是常常担心天下的诸侯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末世之兵,沦于末流而失去了仁义的大本,与汤武的仁义之师比起来就差远了,这就是天下为什么会混乱的原因。”可以看出,荀子一直坚持以仁义所能带来的利处来劝告君王施行仁义之政。他的这一思想,在他“入秦观政”一事中再次得以体现。

提到荀子“入秦观政”一事,不得不说这也是当时儒家学派的一件大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儒者不入秦”是儒家的律条与规矩。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儒家视秦国是蛮夷未开化的地方。在儒家看来,秦地苛政繁税,民风剽悍,不接受礼治,不讲究仁义,是坚决不能踏足的。事实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及其门下弟子的脚步,也确实从未越过秦国地界。然而,荀子却偏偏去了秦国,并向秦昭王宣讲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此举也可看出,荀子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荀子“入秦观政”

据学者考证,荀子入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63年前后。此时的荀子正居于赵国。

荀子在秦国首先见到了秦国的宰相范雎。范雎问荀子来到秦国有什么见闻,荀子回答道:“秦国要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上天所赐予的物产也十分丰富,这是秦国在地理上的优势。进入国境观察当地的风俗,当地的百姓淳朴,音乐不流于淫秽,服饰也不轻佻艳丽,对于管理他们的官员十分敬畏而顺服,就像是上古时代的人民一样。走到大小城镇的衙门官府,官员们都很严肃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就像是上古时代的官吏一样。进入国都观察秦国士大夫,离开自己的家门就进入朝廷的衙门,走出朝廷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门,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事。明智通达廉洁奉公,绝不结党营私,就像是上古时代的士大夫一样。观察秦国的朝廷,所有的事情都被处理完毕,安闲得好像无所治理一样,这就是上古时代的朝廷啊。因此秦国四代以来国家强盛,并非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国家政治安闲而又治理,简约而又周详,不烦乱而能有功绩,这是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秦国已经很接近这一境界了。但即便如此,也仍有值得担忧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秦国没有儒者的缘故吧。要知道,治道纯粹就能王于天下,治道驳杂就能称霸诸侯,两样都没有国家就会灭亡了。这恰恰是秦国所欠缺的东西。”

范雎将荀子的这番话报告给了秦昭王。秦昭王很快便召见了荀子。

一见面,秦昭王就问荀子:“儒者对于国家有什么用处呢?”荀子回答说:“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遵守臣子的本分。君王如果任用他们,他们在朝廷上执掌事务可以处置得宜。君王如果不任用他们,他们就作为百姓恭谨而顺从,即便穷困受冻挨饿,也不会依靠歪门邪道取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即便没有立锥之地,也能明白维护国家社稷的大义。他们通晓让百姓安居乐业的道理。他们居高位时,具有足以成为王公的才能;居下位时,则是国家的栋梁,国君的重宝。”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荀子举出了孔子的例子。他说:“孔子将要担任鲁国司寇的时候,奸商沈犹氏不敢在早上把自己的羊喂饱了水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休弃了自己淫乱的妻子,一贯胡作非为的慎溃氏逃出了国境,甚至鲁国市场上卖牛马的人也不敢再抬高价格,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来对待他们。孔子居于阙里的时候,阙里的子弟捕获的猎物不分彼此,家里亲戚多的人就分得多点,这是因为孔子以孝悌来教化他们。”对此,荀子总结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也就是说,儒者的作用是在朝廷之中便美化朝政,在朝廷之外则美化风俗。

秦昭王接着问道:“那么儒者居于人上时会怎么样呢?”荀子回答说:“儒者居于人上的作用可就大了!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节治理朝廷,用法度整治官府,以忠信仁爱为天下做出示范。做一件不仁义的事情,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便能因此得到天下,他们也不会去做。他们的信义被百姓接受,传遍四海,于是天下的人都会响应他们。他们高贵的名声传遍四海,天下便可得到大治。离他们近的人,会用音乐歌颂他们;离他们远的人,就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投奔他们。四海之内如同一家。这样的儒者被称为人师。《诗经》中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就是这个道理。儒者无论居于人上或人下,都能有如此大的作用,怎么能说儒者对国家没有用处呢!”

秦昭王听了这番话,无法反驳,只能回答说:“好吧。”可惜的是,秦昭王最终也没有接受荀子的建议。

虽然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兼并战争激烈,各国国君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尚不及于思考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单纯崇尚功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很快就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灭亡了。进入汉代之后,汉儒受到荀子的深刻影响,将儒家思想与政治稳定的需要结合起来,很快就受到了尊崇,成为了封建社会大一统国家的指导思想,延续了两千多年。因此,清代阎若璩指出:“尝谓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荀子的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也有着深远意义,在当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作用。

(作者:张美玲,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沫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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