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

大一统理念的提出

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刘彻诏令各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就国家内外大政问计于天下英才。彼时汉朝政局走向恰处于变动的拐点。就在上一年，一贯主张以黄老之术治国的太皇太后窦氏刚驾崩，同时围绕是否出兵百越安靖边疆问题，汉武帝与淮南王刘安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这两件大事无疑引发了刘彻对未来如何调整与构建西汉王朝“天下”秩序的深沉思考。

况且经历过几代帝王的开拓与发展，至汉武帝初年，国势已今非昔比，据《汉书·食货志》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意味着自汉初所制定的旨在巩固统一，与民休息的国策业已完成，下一步如何基于既有的执政实践，因时因势而变，拟定新的治国方案迫在眉睫。申言之，治术的调整必然会引发治道的变更。汉武帝求国策于贤良，可谓顺势而为。

于此次君臣论政中，广川大儒董仲舒脱颖而出，其所提供的政治纲领“天人三策”为之后汉武帝进行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也给后世留下了治国之范本。在这篇著名政治文本的末尾，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该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于是这一理念由书斋进入了庙堂，升格为规范主流思想与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具备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统驭的双重涵义。

综合而言，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既是对先秦以来有关学说的承袭，可谓渊源有自；同时经他个人发挥，加之汉代之推崇，被后世王朝奉为圭臬，堪称影响深远。

大一统思想贯穿中国历史

纵观五千多年中国史，大一统传统之形成与完善，大致经历了五个重要阶段：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漫长的先秦时期是大一统的滥觞期。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最初由炎黄二族演变而来，他们原是古代两个部族，在长期交往中结合为一体。《楚辞·天问》有云：“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炎族的图腾龙背负黄族图腾熊出行，说明两族已高度融合，“炎黄子孙”遂为中华民族大一统之象征。进入商周时代，礼乐文明逐渐发达，这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诗经》里面所宣扬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最生动的体现。降至春秋战国，周王室衰落，礼坏乐崩，诸侯林立，天下苦乱久矣，反而催生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三字的最早出处。大，意指尊崇；大一统，即尊崇一统。后来儒家几位重镇皆接续该理念，如孔子盛赞齐桓公和管仲“一匡天下”，孟子力主“天下定于一”，荀子追求“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都是在倡导一统天下的主张。最终，由崇尚法治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为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基础——官僚制与郡县制。如此看来，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学说渊源和制度样本无不是来自前人。

自汉武帝将“大一统”纳入其构建王朝治理的实践后，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历朝无一不将之贯通于治道的因革损益与治术的进退消长之中。

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政治动荡与民族交融，隋唐终于再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在如此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大一统思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经过反复的双向碰撞和互动，一方面改变了既往的以“大一统”为主要内容的天下观，开边疆族群入主中原成为“天下共主”之先河，而边疆族群入主“中国”促进了边疆地区尤其是北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凝聚。与此同时是突破了“严华夷之辨”的界限，使得唐代在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心目中“华夷一家”的观念成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天下”可以是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故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正是该时期大一统思想的新特征。

与之配套，隋唐君主在制度设计上也无不围绕大一统展开。如在中央决策机制层面，唐代设立三省六部，通过制度程序与刚性律法，来约束之前渐趋泛滥的皇权，从而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在人才选拔层面，隋唐开创科举制，为广大庶族子弟开放政权，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可以更加顺畅的互动，保证权力可以下沉到最基层，而且获取功名的士子作为乡绅享有参与地方治理的资格，成为稳固大一统局面的最敏感触角；此外当时尚有隋时疏浚开凿的大运河，这不仅加强了齐鲁、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历经千年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以这种独特的交通方式使各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政治版图上的“大一统”局面虽不复存在，但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理念依然主导着各并峙政权。宋是以汉人为主体所建的王朝政权，统治者多将辽、金、西夏视为蛮夷之地，所以宋儒更多用力于阐述与彰显《春秋》一书中“尊王攘夷”思想。辽为契丹人所建政权，自称“辽之先，出自炎帝”，因此为“中国之北朝”。金由女真人建立，同样自称为中华正统，所以海陵王完颜亮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

元朝结束了晚唐之后长达近五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全国性大一统政权。元世祖忽必烈秉承大一统思想，依据《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元朝统治者在地方设立行省、中央设置宣政院，并提出“天下一家”思想，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强化了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整体观念。可见虽政权纷立，然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明太祖朱元璋称“朕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无独有偶，清雍正帝自命“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并且将该理念成功灵活地运用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和多元文化当中。清人对西藏和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及文化习俗，深入了解，精心谋划，诸如采取“金瓶掣签”、满蒙联姻、盟旗制度、内外札萨克、王公封爵、驻藏大臣、回疆伯克制、改土归流、避暑山庄外八庙、木兰行围等政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可谓成效卓著。

即使到了近代，传统政治制度的优势在西方冲击下逐渐衰减，但大一统思想依然在众多仁人志士的救国方案中不断被唤醒与重塑，实现了近代语境下的创新与转化。康有为、梁启超发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时代呼声，其主旨就在于维护“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存续。孙中山无论是在革命前期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还是后来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都蕴含着“大一统”的思想内涵。面对日寇侵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号召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华人要团结为一个整体，同仇敌忾，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并建立各革命阶级共同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建立起由各民主人士共同参与的革命统一战线。这都是大一统思想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

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五千年中国史，大一统贯穿始终，延续不辍，代有递嬗。虽然具体的政治制度不断更迭，但其背后蕴含的制度精神内核之一的大一统思想却不曾泯灭，这也启示着后人要善于秉持辩证的态度去继承古代中国制度文明的遗产。要之，大一统传统早已跃出政治实体视阈，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熔铸于中国人的心理和行动中，内化为中华民族内心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该传统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于维护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行制度设计与创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