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大一统”与《皇舆西域图志》的编纂

乾隆朝继续进行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国家统一战争，并取得了对西北用兵的胜利，从而继汉、唐、元诸王朝后再度实现了对西域新疆的统一。清朝纳西域新疆入王朝版图后，中国的疆域也臻于极盛，乾隆帝表达了“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的自豪感。这一时期的国家修史也纷纷把书写西域新疆作为共同的时代主题，用来昭示国家的疆域“大一统”之盛。《皇舆西域图志》一书即是在清朝统一西域新疆后，第一部由官方主导编纂的新疆史地书籍，系统记载了西域新疆的丰富多元面相，蕴含着较为鲜明的疆域“大一统”意识。

疆域信息研究

早在清朝统一西域新疆的过程中，就认识到该地域极具辽阔性，需要掌握充足的疆域信息才能便于施政。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西域地区与中土往往是“通绝不常”，就连负责知识记录的史官也多是“未尝亲履其地，惟借传闻”，最终成书的文献多有缺略和讹错，史料的真实性也无从研判，“自西汉以来，两千余年之沿革……征信无由”。这显然并不能满足清王朝对于疆域信息的渴求，因此，编纂一部准确记载西域新疆的史书可谓是势在必行。

清朝在最初编纂《皇舆西域图志》之时，也是想通过获取新知识来校正以往史书记载的错误，“补前朝舆记之遗，而正历代史书之误”。为此，清政府要求，该书的编纂一定要坚持“考古验今”原则，“验今”应是凭“自身所经历”而得，而绝非是简单的“沿袭故纸者”。清朝秉持的这种严谨“求真”态度固然是中国史学的根本遵循，然而，也蕴含着极为浓烈的政治诉求，那就是解决清王朝对于疆域信息未知所引发的担忧。

就《皇舆西域图志》一书的编纂过程来看，先后经历了“初稿”和“定本”两个阶段，共历时26年方完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乾隆帝就遣三等侍卫努三、左都御史何国宗等人“挈带仪器，前往伊犁测量晷度”，这也为《皇舆西域图志》的编纂做出了准备。二月，乾隆帝下谕旨让刘统勋等人开始编纂《皇舆西域图志》，至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六月，该书的编纂工作被方略馆接手，次年十一月，全书完成，总共46卷，这是《皇舆西域图志》的“初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朝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四库全书”文献整理活动，《皇舆西域图志》也被纳入其中。与此同时，由于西域新疆地区“版图日辟，规制益详”，因此，《皇舆西域图志》也确实需要进行增补。该项工作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开始，至四十七年五月完成，共成书52卷，是为“正本”，也就是“四库本”。

在“四库本”成书后，“初稿本”的完整内容已然不复存在，仅能从残留的零散史料中窥探其中的些许变化。根据《国朝宫史》的记载，“初稿本”设置18个类目：天章、图考、列表、分野、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田、贡赋、语言、字书、音乐、服物、风俗、土产、外藩。而“四库本”则在此基础上共设20个类目：天章、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很显然，仅从类目上来看，就有着较大幅度的变动。“四库本”中新增“钱法”“学校”“封爵”三个类目；使用“晷度”来代替“分野”，把“屯田”改为“屯政”，“外藩”改为“藩属”；“初稿本”的“语言”和“字书”也不再单列类目，而是被收入到“杂录”中。从总体上是对原有内容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实践

《皇舆西域图志》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记载了整个西域新疆地区的全貌，是了解西域新疆史实的首选文献。全书按照门类谋篇布局，门类之下，又按照地域划分成“四路”：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文本信息也多以各路所含具体地点再展开叙述。

“天章”一门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乾隆帝关于西域新疆的御制诗和御制文，“统论西事全局者，敬谨汇录”。当然，这是当时整个国家修史遵循的固有“范式”，以突出乾隆帝在统一西域新疆中的“武功”伟业以及扮演的主导角色。“疆域”一门泼墨最多，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方式就是使用“地图”来直观描述疆域，再配以“图说”进行解释，“山川方位，远近形势，匪图弗显。图举其形，志详其事”。新绘制地图多达21幅，再附上以往历代的12幅，共33幅，以着力向世人展现出西域新疆的完整面貌。

“列表”一门的叙事主要是为了明确国土的分合和建置的沿革。“分野”是中国传统王朝用来书写疆域合法性的主要方式，也就是把疆域拥有归为上天所赐，“列宿之在天中，犹九州之在地中也”。在“初稿”本中，清朝显然延用了这种惯用的方式来书写疆域。然而，这并不能够展现出疆域的实体性与完整性，从而也让“分野”备受诟病，“分野之说，空虚揣测，依据为难”。作为现代书写方式的“晷度”却使用北极高度，距京师偏西度，夏至昼长和夜长，冬至昼长和夜长，午正日景夏至长、冬至长、春秋分长等元素，其对地理位置描述的准确性绝非“分野”所能堪比。因此，最终成书的“四库本”专门使用“晷度”取代“分野”来书写西域新疆。

在“山”“水”两门中，除按照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介绍外，还专门描写了“天山正干”。“钱法”一门包含制式、炉局、名数、行使四项。“学校”一门则按照“安西州属”“镇西府属”“迪化州属”三部分介绍清朝在边疆设立学校、推行儒家文化的情况，代表着清朝实现边疆内地一体化的重要实践。

“风俗”“服物”“土产”三门主要对“准噶尔部”和“回部”进行介绍。如准噶尔风俗有事佛、畜牧、相见、刑罚、岁时、嫁娶、丧祭；回部风俗有拜天、田畜、相见、政刑、岁时、嫁娶、丧祭。准噶尔部和回部的“服物”均包括被服之具、坐卧之具、饮食之具、日用之具、攻战之具、成物之具。准噶尔部和回部的“土产”均包括百谷草木之属、羽毛鳞介之属、金石珍宝之属。

《杂录》中分“准噶尔部”“回部”，记载了“世系”“字书”“语言”“故事”。如准噶尔字书“名托忒，共十五字头，每一字头凡七音”，回部“其书特异，共二十九字头”。清朝“崇儒重道”，倡导融合多元文化为一体，即中华文化。与此同时，又极为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杂录”里充分展示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实际上就是清朝对于多元民族文化的认可和肯定。

“大一统”格局的历史书写

《皇舆西域图志》专门为记载西域新疆而纂，是盛清“大一统”格局的历史书写，蕴含着极为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可以说，昭疆域“大一统”之盛成为其中最为鲜明的宗旨。

“西域全地，悉归版图”，这是乾隆朝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标志。《皇舆西域图志》就是欲通过记载清朝的“拓宇之功”彰显出“大一统”之盛。因此，在整个文本建构与历史书写中无不洋溢着“昭中外一统之盛”的理念。如《国朝宫史》针对“初稿本”的编纂目的，就记载如下：“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天山迤北，西海之滨咸隶版图，皇上特命纂西域图志。”

在《皇舆西域图志》的开篇特设“皇舆全图”，来呈现清朝纳西域新疆于版图后的整个国家疆域面貌。“皇舆全图说”明确把西域新疆作为清朝“大一统”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华当大地之东北，西域则中华之西北，为大地直北境也。自嘉峪关西，迄准部回部外，列藩部，圆广二万余里，其疆圉之阔，远几与中土。”质言之，该时期的疆域之“广”，成为“大一统”的一个显著特征。

《皇舆西域图志》在展示清朝疆域“大一统”之时，采用了与以往历代对比的方法，表达出“远超前代”的疆域赛跑思想。在该书看来，以往的“大一统”功业仅是“宰制宇内”，而清朝统一西域新疆后，“中土之与西域始合为一家”，这也是为何该书对于清朝的“大一统”赞美始终不遗余力，“此固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而不能得于中天之世者也”。

当然，《皇舆西域图志》在昭示疆域“大一统”之时，还尤为注重对疆域统一合法性的书写。在书写疆域时，该书先是介绍此地的历史沿革，以及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是为表明此地并非“化外之域”，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叙述完以往历代后，该书又以“本朝”作为开始，这表明清朝很自觉地以中国历代王朝的继承者自居，这实际上表达出极为强烈的疆域继承意识。

总之，作为清朝官修的第一部新疆史志书，《皇舆西域图志》倾注了清王朝的诸多心血，这既呈现出西域新疆的丰富面貌，也是在清朝完成统一后的疆域书写确认，展示出盛清时期中华民族的疆域版图面貌，这是国家“大一统”最为真实的见证。《皇舆西域图志》也是当代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