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凸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特殊意义

2020年6月17日，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此次峰会由中国和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以及非洲多国政要参会发言。这次特别峰会也是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的第三次国际抗疫“云会议”，前两次分别是3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5月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由于中国是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倡议发起方之一，所以这次峰会可谓是疫情之后中国的首个“主场外交”。而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对于中国、非洲乃至国际社会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全球抗疫将是一场持久战，中非需要深化抗疫合作才能共克时艰。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强调了“四个坚定不移”，摆在首位的即是“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从目前趋势看，疫情态势充满了复杂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在全球化时代，人类要战胜这场疫情，不是由防控做得最成功的国家所决定的，而是由全球抗疫战线中最薄弱的国家所决定。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洲，也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一环，非洲国家是否能成功抗疫具有重要意义。让人颇感“意外”的是，疫情暴发以来，非洲防疫工作让人刮目相看，其死亡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部分非洲国家政府第一时间果断有力的防疫举措，和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同时非洲的人口结构也是优势之一，新冠肺炎90%以上的死亡比例在65岁以上，这个年龄段在非洲人口中仅占3%。然而非洲国家卫生医疗条件十分有限，随着抗疫变成一场持久战和攻坚战，非洲亟待国际社会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警告，认为“缺医少药”的非洲可能继中国、欧美之后成为第三波疫情的“震中”。从目前形势看，非洲疫情态势不容乐观，根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6月4日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为163599例，累计死亡4611例，而到6月27日，非洲地区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已达360427例，累计死亡9291例，短时期内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增加了一倍多。疫情一旦在非洲失控，非洲国家的医疗条件根本难以应对。因此，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国给予非洲援手非常及时和必要，体现了中非间的兄弟情谊，携手非洲筑牢抗疫防线，既是帮非洲，也是帮自己。

其次，疫情之下“稳经济、保民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前所未有，各国经济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习近平主席和其他非洲国家政要在峰会发言中，都重点提到了“复工复产”和“改善民生”。相比较欧美和中国，非洲经济在疫情下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非洲国家主要是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于外贸和外资，经济“内循环”动力不足，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导致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遇阻，而中国作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合作伙伴，角色就显得更为重要。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还专门提到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契合了当下经济发展新业态，为非洲经济提供了新路径。近期，中国视频网站以当下最流行的直播带货形式，让卢旺达因疫情严重滞销的咖啡刚一上线就被“秒光”，这让非洲当地政府和农户异常惊喜，也让很多中企看到了商机。对于中国，非洲是重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是确保中国经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一环，同时有成千上万家中企在非洲经营投资，多数都处于停工停产状态，亏损严重。因此推动非洲复工复产和经济重启，是中非的共同利益所在。

第三，中非通过峰会再次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积极信号。面对疫情这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应当是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同舟共济，但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在疫情的考验面前，各种错误思潮相继抬头，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形成叠加势能，不断冲击着国际抗疫的有效合作。美国等少数国家政客更是把国内抗疫不力的矛盾转嫁国外，以“政治”取代“科学”，以“争吵”代替“行动”，把抗疫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尤其对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污名化”愈演愈烈。《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中对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塞工作的高度肯定，就是对国际公理和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面对单边主义抬头的逆流，中非团结合作为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注入了信心，有力地维护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对于中非关系而言，这次峰会再次彰显了中非之间的特殊情谊。从毛泽东以来的历任中国领导人一以贯之地重视中非关系，习近平主席在当选国家主席和连任国家主席后，都将首次出访地选在非洲。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而疫情之下，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再次得以印证。正如刚果（布）总理穆安巴所说：“困难到来时，谁与我们站在一起，谁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心里清清楚楚。”非洲疫情暴发后，中国向50多个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派出多个医疗专家组，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样，在中国疫情发生之初，许多非洲国家在第一时间，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了中国大力支持，如赤道几内亚和吉布提这两个仅有约百万人口的国家分别向中国政府捐款2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这些国家自身仍面临严峻的贫困问题，但此义举得到了国内舆论和民众的高度支持。在美国挑起对中国的污蔑抹黑言论时，很多非洲领导人第一时间明确表示反对把疫情政治化，给予中国莫大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其所带来的影响早已超过卫生安全范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是这个大变局中最大的“变数”，随着大国博弈愈演愈烈，国际秩序何去何从尚无定数。在这样一个“混沌”状态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交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非洲作为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近年来，在涉我核心利益的香港、台湾和新疆等问题上，内外敌对势力的挑衅与勾连深化。面对中国的核心关切问题，非洲顶住西方压力，《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中的第一点就提到“非方支持中方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中方在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当前，中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临的外部挑战更趋复杂严峻，中国外交要行稳致远，需要把真正的“朋友圈”扎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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