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枪声——难止侵华脚步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但是，掀起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从一开始就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日军为推卸挑起卢沟桥事变的责任，特别制造了一个谁放“第一枪”的悬案，纠缠这个问题，目的在于说明：只要不是日本人放的“第一枪”，那么“第一枪”的射击就是“不法”的，日军就有权进行“膺惩”，因而事变的责任就在于中国方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完全是“偶发”的，而不具任何侵略性质。

所谓“第一枪”，是指事变当晚，在卢沟桥北侧演习的日军第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和后来赶到的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事先约定好的说词。清水节郎是“第一枪”的惟一证人。根据《清水节郎笔记》，清水不过是在演习临近结束，小队集合，日军假想敌的轻机枪还在发射空弹的纷乱中，“直感”到或听到十几响枪声。

最早把“第一枪”说成“谜”的，是事变主要当事人之一、当时日军驻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支那事变之回忆》中说：“在龙王庙向日军开第一枪的纵火罪人究竟是谁？直到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无法判明。恐怕今后除非罪人自我暴露外，在历史上将永久是个谜。”今井武夫虽然没有说明放枪者是谁，但他把所谓“第一枪”限定为“在龙王庙向日军开第一枪”，而“龙王庙”是中国守军驻地，其内里含意已不须再说了。

战后几十年来, 在日本不仅官方的著述, 如由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著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称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是由于中国方面打了第一枪, 就是一些著名的研究近现代史的专家, 也一直重复官方的上述观点, 拓植大学教授秦郁彦便是一个代表人物。

1987 年12 月, 秦郁彦在日本《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一篇《现场营长公开了宝贵证词》的文章, 不仅强词夺理称卢沟桥事变是中方“非法射击”所致, 而且竟然声称: “对于( 日本) 中国驻屯军来说, 如果中国方面爽快地承认‘非法射击’的责任在于基层士兵, 并且由负责人出面道歉和移防的话, 是准备就此了结的。”“因而, 如果第二十九军的反映和行动再稍慎重和适当一些,就不至于发生卢沟桥事件, 即使发生了也可作局部纷争而解决。”

除了诬称中国军队首先开枪外，日军还有一种更加离奇的说法，那就是共产党派人开到第29军与日军之间，为挑起两军冲突而放的“第一枪”。今井武夫和樱井德太郎都曾捏造过这种谎言。如今井就曾说，在卢沟桥附近捉到过燃放鞭炮的男女学生，他们自称是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另外，日本一些史学者也附和这种说法，认为在卢沟桥最先开枪的既不是日军，也不是第二十九军，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由此，日本人认为“此一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共产党的阴谋，无赖汉的制造事端，或无统制的反日中国军人的恶作剧，反正都和日军无直接关系。”这就等于是说，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而发动侵华战争的日军，却是规规矩矩的毫无越轨行动。

“第一枪”问题的提出，实是由于日本旧军人和右翼学者为推脱发动战争的罪责，在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上人为地制造的一个谜团，甚至连对日本侵华持批判态度的进步学者也认为事变的发生具有很大偶然因素，中国学者有关战争起因的各种研究，大致是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一是从根本上指出，所谓打第一枪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一枪是在中国北京城外而不是在日本东京城外响起的。因此，对所谓“不法射击”的纠缠，本身就十分荒谬。要说合法，日军进驻丰台并进行军事演习本身就是非法的。要说第一枪，在全局上说，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时就早已打响了，就具体场合而言，日军在此前的演习中也早已打过实弹。因此，有学者指出，日本在7月7日的第一枪上大做文章毫无意义。

第二层次的研究即针对日方的种种观点展开辩驳，通过各方面的细致考证，指出日方编造的第二十九军士兵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派人居中放枪、日军士兵失踪等战争起因说法的荒谬性，指出它是日本一些人故意编造的谎言，其有关资料完全缺乏可信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驳卢沟桥事变的“偶发论”，指出恰恰有许多材料说明，日本人才有打响第一枪的嫌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及日本侵华激进派共同策划的阴谋。日本军队是真正的肇事者。

第三层次的研究撇开最初事件的“偶发”和“蓄谋”之争，而重点研究在最初的冲突发生后，一个并非罕见的地方事件，是怎样在日方一味扩大事态的蛮横政策之下，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中国政府虽然作了万不得已时便起而抵抗的准备，但仍希望能求得事件的和平解决，并准备作出一定的妥协。但日本的贪得无厌把国民政府逼上了奋起抗战的道路。从把冲突扩大为战争的角度来说，日本挑起战争的责任也是不可逃脱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经过及日本军政当局的举措, 都明确不过地说明了, 历时8 年之久的中日战争, 完全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 所谓“第一枪”的问题, 不过是为挑起战争制造借口, 为其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论据。